这便是对书的第二种看法，即书是神灵之作。或许这种看法比古人的想法更接近于我们现在的看法。古人认为书是口头语言的代替物，以后又认为书是神圣的，之后，又被其他一些看法所取代。譬如，有人认为一本书代表一个国家。我们还记得穆斯林们把以色列人称为书之人，也还记得海涅的那句话，他说那个民族的祖国就是一本书。那个民族指的是犹太人，那本书是《圣经》。如此说来，我们对书又有了个新的看法，即每个国家都由一本书来代表，或由著有许多书的作者来代表。

令人诧异的是（我并不认为这点迄今已被人们所发现），各国推选的代表其形象并不十分像这些国家。譬如，有人会想，英国应推约翰逊约翰逊（1709—1784），英国作家，著有《英国诗人的生平》和《英国语言字典》。博士为代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英国选了莎士比亚，而莎士比亚（我们权且这么说）正是最不富有英国特色的英国作家。英国作家的特点是寓意含蓄，也就是意在不言中。而莎士比亚恰恰相反，他善于在比喻中运用夸张手法。倘若有人说莎士比亚是意大利人或犹太人，丝毫也不会令我们吃惊。

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值得尊敬、但极易狂热的国家，它恰恰选了一个宽宏大度、并不狂热、国家观念极其淡薄的人为其代表，他就是歌德。德国是由歌德来代表的。

法国尚未选出能代表自己的作者，人们倾向于雨果。毫无疑义，我十分敬佩雨果，但雨果并不是典型的法国人，他可以说是个在法国的外国人。雨果那层出不穷的比喻和华丽的词藻表明他并不是典型的法国人。

更令人惊奇的例子要算西班牙了。西班牙本应由维加维加（1562—1635，西班牙戏剧家、诗人。）、卡尔德隆卡尔德隆（1600—1681，西班牙戏剧家。）或克维多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诗人。）来代表，但并非如此。它却由塞万提斯来代表。塞万提斯是宗教迫害时期的人，然而他的态度是温和的、宽容的。可以说，他既无西班牙人的美德，也无西班牙人的恶习。

仿佛每个国家都想由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来代表，以补救自己的不足，弥补自己的缺陷。我们本应选择萨米恩托萨米恩托（1811—1888，阿根廷作家、教育家、政治家。）的《法昆多》当作国书，但我们没有这样做。由于我们有战争的历史，刀光剑影的历史，我们便把叙述一个逃兵的史诗《马丁·菲耶罗》作为代表。尽管这本书被选中是有理由的，但怎么能设想我们的历史会让这么一个征服荒原的逃兵来代表？然而，事实就是这样，似乎每个国家都感到有这个必要。

关于书的问题，许多作家都有光辉的论述，我只想谈谈其中的几位作家。首先我要说的是蒙田蒙田（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兰西思想家、散文作家。），他在一篇谈书的论文中有这么一句至理名言：我若无兴便不命笔。蒙田认为强制性的阅读是虚假的观念，他说过，倘若他看书时看到一段费解的章节，便把书放下，因为他把看书当作一种享受。

我还记得许多年以前有人曾作过一次关于什么是绘画的民意测验。当人们问到我的姐姐诺拉的时候，她说：绘画是以形式和色彩给人以愉悦的艺术。我可以说，文学也是一种给人以愉悦的形式：如果我们看的书很费解，那么，书的作者就是失败的了。因此，我认为像乔伊斯这样的作家从根本上说是失败的，因为读他的书异常费力。

看一本书不应花费很大的气力，费力便令人感到不舒服。我想蒙田说的颇有道理。他还列举了几位他喜欢的作者，他谈到维吉尔维吉尔（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说对于《农事诗集》和《伊尼特》他更喜欢前者，而我却喜欢后者，但这是无关紧要的。蒙田谈起书来总是充满了激情。他说尽管看书是一种享受，却带有忧郁之情。

爱默生爱默生（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诗人。）的看法与蒙田大相径庭。他对书也作了重要的论述。在一次讲座上，他称图书馆是一座神奇的陈列大厅，在大厅里人类的精灵都像着了魔一样沉睡着，等待我们用咒语把它从沉睡中解脱出来，我们必须打开书，那时它们便会醒来。他还说，看了书我们便能与人类的优秀分子在一起，但我们不能光听他们的话，最好是同时看看书评。

我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哲学系当了20余年的英国文学教授。我总是告诫我的学生们要少看参考书，不要光看评论，要多看原著。看原著可能他们并不全懂，但他们听到了某个作家的声音，并感到欣慰。我以为，一个作者最重要的东西是他的音调，一本书最重要的东西是作者的声音，这个声音通过书本到达我们的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