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哪儿也不去。住院毫无用处。我是从权威人士那里了解到这一点的。我只剩下一条路：领抚恤金。但我绝不走这条路，你们无法让我离开工作岗位！我才二十四岁，我不能靠残疾证混一辈子。明知没用，还要到处求医问药，你们应当给我一个适合我身体条件的工作。我可以在家工作，或者就住在机关里……只是不能让我只当一个收发文件的看门人。我需要一个能使我全身心地感受到我并没有离队的工作。”

保尔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洪亮。

阿基姆很理解不久前还是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的情感。他理解保尔的悲剧，知道像保尔这样把自己短促的生命献给党的人，如果脱离斗争，转到后方安逸的环境，有多么可怕，因此他决定竭尽全力去帮助他。

“好，保尔，别着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一定把你的问题提出来。我保证，一定尽力去办。”

保尔艰难地站了起来，把手伸给他。

“阿基姆，难道你真的以为生活能把我逼到死角，把我压成一张薄饼吗？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他突然用力将阿基姆的手拉过来，紧贴到自己的胸上，于是，阿基姆清楚地感觉到他的心脏微弱而急速地跳动，“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没有什么能使我离开党。只有死亡才能使我离队。你只要记住这一点，老兄！”

阿基姆不做声。他知道，这决不是漂亮话，而是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士的呐喊。他理解，只有像保尔这样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才配有这样的情怀。

两天之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一个中央刊物的编辑部里有个重要的工作岗位，但必须面试一下，看他是否适合在文学战线工作。保尔在编辑委员会受到了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老党员，她向保尔提了几个问题：

“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小学三年级。”

“有没有在党政学校学习过？”

“没有。”

“没关系，也有不少没有学历的人照样可以锻炼成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您的情况阿基姆跟我们谈过。我们可以给你一个不一定在这儿上班，而在家里干的工作，总之，创造一个适合于您的工作条件。但是这个工作必须具备广泛的知识，特别是语文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这些话对保尔来讲是不好的预兆。半个小时的谈话证实了他的知识贫乏；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这位女同志用红笔划了二十多个修辞上的错误，还有不少的拼写错误。

“您很有才气，保尔·柯察金同志，如果好好进修一下，您能够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文学工作者。但是现在您写的文章条理不太通顺。从您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您还没有掌握好俄语。这并不奇怪，因为您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非常抱歉，我们不能录用您。可是我要重复一遍：您很有才气，如果把您的这篇文章，加工润色一下，不必做太大的更改，就是一篇佳作。可是，我们需要的是能够修改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拐杖，站了起来。右眉痉挛似的抽搐了一下，他说：

“是的，我同意您的意见。我怎么能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呢？我曾经是个好司炉，一个挺不错的电工，我过去还很会骑马，善于鼓动共青团员。但是，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却是个不称职的战士。”

他同她握手告别，走出了房间。

在走廊转弯的地方他差点摔倒，一个拿着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同志，您怎么啦？您的脸色这么难看？”

过了几秒，保尔才恢复了镇定。他轻轻挣脱了那女同志的手，拄着拐杖走了。

从那一天起，保尔的生活每况愈下。工作是根本谈不上了，他经常整天卧床不起。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要求社会保障总局发给他抚恤金。除了抚恤金，还发给他一张残疾证。中央委员会另外又给了他一笔钱，个人档案也交给他随身携带，他有权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他收到了去莫斯科做客的邀请，可是，到了莫斯科之后，人们还是劝他治疗，送他去一家好医院。

他谢绝了。于是他接受了母亲的意见，回到了母亲的朋友阿尔宾娜那里，但是当保尔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们家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极点。母亲和两个女儿和老头子分成两派，势不两立。对方彼此对立，彼此仇视。保尔在这里租了一间小屋子，就在这里看看书，偶尔和他们家的两个女儿聊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