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时节，保尔和两名工作人员乘坐专区党委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里去，中途这辆车翻进了路边的水沟。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右腿的膝盖摔坏了。几天之后，他被送进医院。医生检查了他那红肿的膝盖，仔细看了X光片，认为必须立即动手术。

保尔表示同意。

“那就明天上午动手术吧。”主持会诊的胖医生做了最后的决定后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跟着走了出去。

一间单人病房，小巧而明亮。房间里干净整洁，弥漫着一股早已忘却的、医院特有的气味。保尔打量了一下整个房间，房间里有一个铺着雪白桌布的床头柜和一张白色的小方凳。

护理员送来了晚饭。

保尔谢绝了，腿上的伤疼得很厉害，影响他的思考，也影响了他的食欲。他半靠在床上给阿尔乔姆写信。

阿尔乔姆：

我们相互极少写信，一年只写了一次，偶尔两次吧。难道通信次数的多少能说明问题吗？你来信说明已经带领全家搬到卡扎京去了，你还说：“岁数大了，学习起来感到困难。”但你学的还不错嘛。你固执地拒绝脱产担任市苏维埃主席的工作，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不是曾经为夺取政权而战斗吗？那你就应该去掌握这个政权。明天就去从事市苏维埃的工作，好好干吧！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的情况不太妙。我已经开始经常光顾医院了，已动了两次大手术，流了不少血，体力消耗很大，可至今谁都不能回答我，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状况。

我已经脱离了工作，给自己找了一个新职业——“生病”。我忍受着种种痛苦的折磨，其结果却是右膝盖已经不能活动，身上又增添了好几道刀缝。最近的一次医疗会诊又发现，七年前，我的脊柱受过暗伤。他们告诉我，为此我可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只要能归队，我准备忍受一切。

对我来说，生活中没有什么比掉队更可怕的事了。对这点我甚至想都不敢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准备忍受一切的原因。然而，病情至今并无起色，相反是越来越糟。第一次手术之后，我刚能行走，就回到工作岗位上，但不久我又被送进医院。刚才我收到了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就动身。阿尔乔姆，你别难过，要知道，把我送进棺材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我的生命力足够顶得上三个人。哥哥，我们还要干很多工作呢。你要注意身体，别一下扛太重的东西。要不，党以后会花费很大的代价来给你修补受损的身体。岁月给我们积攒了经验，学习给我们充实了知识，可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让你客留医院的。

紧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保尔在疗养院认识的朋友巴扎诺夫，她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他为保尔作了认真全面的检查之后，保尔最终对自己的病情有所了解了。医生告诉他，他的体内有种致命的炎症正在发展，医学对此暂时还无能为力。以后他将面临瘫痪的危险。医生告诉他只要保尔有什么情况，可以写信来询问。

这一段时间，保尔一直住在疗养院。到了月底，他的病情恶化了。医生让他卧床静养。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医生一直禁止他下床行走。

保尔没有让周围的人觉察他的痛苦，只有从他极其苍白的脸上猜到了几分。出院前一周，保尔收到了乌克兰地区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中通知他，疗养期延长两个月。根据疗养院的报告，按照他目前的健康状况，恢复工作是不可能了。

随信还汇来了一笔钱。

保尔经受了这第一次的打击，就像之前学习拳击时经受住了朱赫来的拳击一样：当时他也常常被打倒在地，但是立即就爬起来了。

这时，他出乎意料地收到了母亲的一封来信。老人家在信中说，她的一个老朋友叫阿尔宾娜，住在离疗养所不远的一个港口城市。

一个星期后，疗养院的人都到码头欢送保尔。

阿尔宾娜是个胖胖的上了年纪的妇女，一对大大的黑眼睛流露出忧郁的神情，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昔日的秀丽。她们一家总共有五口人，两个女儿：廖莉亚和达雅，另外还有廖莉亚的小儿子，和一个令人讨厌的肥胖的老头丘察姆。老丘察姆在合作社做事，小女儿达雅出去干点粗活，大女儿廖莉亚过去是个打字员，不久前同她的丈夫，一个流氓酒鬼离了婚，现在失业在家。她成天在家照顾孩子，帮助料理家务。

第二天晚上，全家都在老两口住的那间房间里喝茶。达雅留在自己房里，听大家谈话。丘察姆老头一边专心致志地用匙子搅着茶杯里的糖，一边从眼睛上方恶狠狠地打量着坐在他前面的客人。

“我反对眼下家庭里时兴的那套规矩，”他说，“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太自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