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呛了一下，咳了起来。他喘过气来之后，指着廖莉亚说：

“没有得到家里同意，就跟那个流氓同居；也不问问家里，又跟他离了。现在可好，我们得养活你和一个野孩子，真不像话！”

廖莉亚痛苦地涨红了脸，把头扭开，不让保尔看到满眼的泪水。

“怎么，照你的意思，她应该跟那个寄生虫继续过下去？”保尔问道，他盯着老头儿，气愤得两眼冒火。

“早先就该搞清楚自己嫁的是什么人。”

廖莉亚的母亲阿尔宾娜插嘴了，她强忍住气愤，断断续续地说：

“我说，老头子，你干吗要在外人面前扯这事呢？别谈这事，讲点其他的嘛。”

老头猛地凑到她跟前说：

“该谈什么，我自己知道！你竟敢教训起我来了？”

保尔发现，这一家过得并不幸福。老头子总是如此专断，干扰着家中的一切，但是暂时，他又没有什么办法来改变它。

第二天是星期日，保尔从城里回来时，只有达雅一个人在家，其他人都到亲戚家做客去了。保尔走进她的房间。

“你为什么不出去玩玩，散散心呢？”他问达雅。

“我哪儿也不想去。”她低声回答说。

于是保尔问起达雅对家中人的看法。

“我很可怜母亲，”她终于开口说道，“父亲欺负她一辈子，现在她那可怜的儿子又来折磨她，我很可怜她……虽然她并不像爱她的儿子那样爱我……”

那天他们谈了很多，一直谈到家里的人快要回来了，保尔还开玩笑地说：

“真奇怪，老头怎么没把你嫁出去？”

达雅惊恐地摆摆手，说：

“我决不嫁人。我姐姐的事我就看够了。我无论如何也不嫁人！”

保尔笑了笑说：

“你是发誓一辈子也不嫁人了？假如突然有个特棒的小伙子来追求你，换句话说，一个特好的小伙子盯住你，那怎么办呢？”

“我也不！他们在追求你的时候，都是不错的。”

保尔将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用缓和的口气说：

“好了，好了。不嫁人也可以过得不错。只是你对小伙子未免太不友好了。幸好我没向你求婚，要不，我真有点下不了台了。”说着，他友爱地用冰冷的手掌抚摸了一下那发窘的姑娘的胳膊。

“像你这样的人，会找另一类型的人。我们这样的人对你们有什么用呢？”达雅回答道。

几天以后，保尔乘火车去了哈尔科夫。在中央委员会，他见到了阿基姆，当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保尔要求立刻给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摇摇头，表示不同意。

“保尔，这可办不到。我们这儿有中央医务委员会的决定，上面写着：鉴于保尔·柯察金病情严重，应当送往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他们这种东西写得多着呢，阿基姆！我求你啦——让我工作！靠医院过日子，有什么用！”

阿基姆还是拒绝了，他说：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你要明白，保尔，这样对你更好些。”

但是保尔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阿基姆实在是没有办法，最后只好同意了。

第二天保尔就到那儿上班了。他本来以为只要开始工作，已经失去的精力就会恢复。但是从第一天起，他就发现他想错了。他在办公室里往往一坐就是八个小时，连饭也吃不上，因为他没有力气从三楼走到食堂去进餐：不是手麻，就是脚木。有时该上班的时候，他却连床都起不来了，等这阵不灵便发作过了以后，他才绝望地发现，已经迟到了整整一个小时。最后终于因为经常迟到而受到警告。这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事情——被迫离队——的开端。

阿基姆曾经两次帮助他，把他调到其他部门去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作了：到了第二个月，保尔又卧床不起了。这时，他想起了巴扎诺娃父亲临别前的叮嘱，就给她写了封信。她当天就来了，从她那儿保尔知道了最重要的一点：他不一定非得住院治疗不可。

“这就是说，我的健康状况已经好得不必再治疗了。”他想开句玩笑，但双方都笑不起来。

体力稍有些恢复，保尔又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次阿基姆的态度非常坚决。他坚决要让保尔住院。保尔却低沉地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