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笑了起来。

“哎呀，你说什么呀！”

“那我就别无所求了。和谁一桌吃饭都行。”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正了正自己的草帽。

“我早就料到，”他说，“你没有任何成见。就拿我来说吧，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头，我也毫无成见。（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敢承认，他自己也想做这次弥撒……他对宗教的虔诚并不亚于妻子）而阿列克谢神父很想和你认识。你一定会喜欢上他的。他并不反对玩玩牌，甚至他——这话只在我们之间说说——还抽袋烟呢。”

“那好。饭后我们来一局‘杂牌’，我准赢他。”

“呵，呵，呵！我们等着瞧吧，那可说不定。”

“那又怎么？难道你又像年轻时那样？”巴扎罗夫有意加重语气说。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古铜色的双颊微微红了。

“你怎么不难为情啊，叶夫根尼……还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干嘛。不错，在这位先生面前我承认，年轻时有过这种嗜好——确确实实；也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了！哎，天真热！我跟你们坐一会儿。不会碍你们的事吧？”

“一点没有。”阿尔卡季答。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哼哧一声坐到了干草上。

“我的先生们，”他又说，“你们眼下的这个卧榻让我回忆起我的部队野营生活，我们包扎所也在这么个干草垛边上，就这还得感谢上帝呢，”他叹了口气，“我一生经历的事很多很多。举个例子吧，让我想想，我就给你们讲讲比萨拉比亚闹鼠疫时的一桩趣事。”

“你就是那回荣获了弗拉基米尔勋章吧？”巴扎罗夫插了句嘴，“知道，知道……你怎么没挂着它？”

“不是说过我没有成见吗？”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含含糊糊地说（昨天他刚叫人把红绶带从常礼服上拆下来了），接着便说起鼠疫时发生的那桩事来。“哟，他睡着了，”他突然指着巴扎罗夫，对阿尔卡季小声说，还和善地给他使了个眼色，“叶夫根尼！起来吧！”他提高嗓门叫道，“该吃午饭了……”

阿列克谢神父身材魁梧富态，一头浓发油光可鉴，淡紫色绸长袍上束了根绣花腰带，看上去很圆滑，能随机应变。一见面他连忙握住阿尔卡季和巴扎罗夫的手，好像早就知道他们不需要他的祝福，总之，他的举止也是无拘无束的。他既不损害自己的尊严，也不招惹旁人；偶尔还拿神学院里的拉丁文课取笑一番，却又十分注意维护他的主教；两杯葡萄酒下肚，他就不再喝了；他接过阿尔卡季的雪茄，却不吸，说要把它带回去。只有一点令人微感不悦：他不时小心翼翼地抬手去捉自己脸上的苍蝇，有时还真把它们捻死了。他坐在牌桌边，含蓄地显出几分喜悦，最终从巴扎罗夫手里赢了两卢布五十戈比：在阿林娜·弗拉西耶夫娜家里没人会计算这该合多少银币……阿林娜依旧坐在儿子旁（她从不玩牌），依然用小拳头托着腮，只有当吩咐仆人摆上新菜肴时才立起身来。她不敢去爱抚巴扎罗夫，儿子也不希望这么做；况且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劝过她别过于“打搅”儿子。“年轻人不兴这样。”他跟她反复交代了几次（不消说这顿午餐多么丰盛：季莫费伊奇大清早就亲自驾车去买一种特别的哥萨克上等牛肉；管理人去另一地方买江鳕、鲈鱼和大虾；光蘑菇就给了那些村妇四十二戈比）；阿林娜·弗拉西耶夫娜目不转睛地盯着巴扎罗夫，双眼饱含忠诚和温柔，也掺和着几分好奇与畏惧的忧伤，还有些许温和的责备。

不过巴扎罗夫可无心领会母亲眼中的情感；他很少转向她。只偶尔简短地问上一句。有一次他要借她的手来换换“运气”；她就默默地将自己柔软的小手放在他那粗硬的手掌上。

“怎么样，”她过了会儿，问，“管用吗？”

“更糟了。”他漫不经心地笑着回答。

“他打得太冒险了。”阿列克谢神父摸着自己漂亮的胡子，惋惜似地说。

“拿破仑的策略，好神父，拿破仑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接过话头，说着打出了张“爱司”。

“可它把拿破仑送到了圣赫勒拿岛。” 阿列克谢神父说着，用王牌把爱司盖了。

“想不想喝点醋栗水，叶纽舍奇卡？”阿林娜·弗拉西耶夫娜问。

巴扎罗夫只是耸耸肩。

“不行！”第二天他对阿尔卡季说，“我明天就得走。真寂寞，烦闷；我想工作，可在这儿不成。我还到你们的田庄去；我把所有的实验标本都撂在你那儿了。在你们家至少还可以关起门来。可这儿虽然父亲老反复强调：‘我的书房归你用——谁也不会妨碍你’；可他自己跟我寸步不离。我怎好意思把他关在门外。母亲也这副模样。她在隔壁的叹气我都听得见，可去她那儿吧——又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