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彼·拉·拉甫罗夫认为谁不组织政治阴谋，谁就是不进行政治斗争吧？⑤我们再说一遍：这种观点完全合乎古老民意主义的古老传统，但它完全不合乎现代的政治斗争概念，也不合乎现代的实际情况。
　　关于民权党人，我们还要说几句话。在我们看来，彼·拉·拉甫罗夫说得完全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把民权党人当作比较直爽的人，并且决心支持他们，不过不与他们溶合起来”（第19页第2栏）；不过要补说一句：是当作比较直爽的民主主义者和只要民权党人以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可惜，这个条件与其说是真实的现在，不如说是所希望的将来。民权党人曾经表示愿意使民主主义任务摆脱民粹主义，并且根本摆脱与“俄国社会主义”的陈腐形式的联系，但他们自己还远未摆脱旧的偏见，远不彻底，因为他们竟把自己仅仅主张政治改革的党称呼为“社会（？？）革命”党（见他们1894年2月19日发表的“宣言”），竟在自己的 “宣言”里说，“民权这一概念包括组织人民生产”（我们不得不专凭记忆来引证），这就证明他们又在暗地里运用那种民粹主义偏见。所以彼·拉·拉甫罗夫称他们为“戴假面具的政治家”（第20页第2栏），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可是，也许把民权主义看成一种过渡的学说会更正确些，它有不可否认的功劳，就是它以民粹派学说的特异性为耻而与民粹派中最可恶的反动分子公开进行争论，这些分子在警察式的阶级专制制度存在的时候，竟然说什么符合心愿的是经济的改革而不是政治的改革（见“民权党”出版的“迫切的问题”）。如果民权党内除了那些为着策略目的而藏着自己的社会主义旗帜，戴上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假面具的（如彼· 拉·拉甫罗夫所假设的那样，第20页第2栏）旧时社会主义者而外，确实没有别的人，那末这个党当然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然而，如果在这个党内也有不戴假面具，而是真正的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非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那末这个党努力去与我国资产阶级中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接近，努力唤醒我国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等等这一阶级的政治自觉，就会带来不少的好处。这个小资产阶级在西欧各处的民主运动中都起过相当的作用，它在我们俄国改革以后的时代，已在文化方面以及其它方面取得特别迅速的成就，它不能不感觉到警察政府压迫人民和公然援助大工厂主、财政和工业垄断大王的事实。为此，民权党人必须力求和各个居民阶层接近，不要仍旧以因脱离群众现实利益而软弱无力的——这是“迫切的问题”也承认的——那个“知识界”为限。为此，民权党人就要抛弃那种想把各种社会分子溶合起来并借口政治任务来排斥社会主义的企图，就要抛弃那种妨碍他们自己与人民中间资产阶级阶层接近的虚伪羞耻，就是说，不要只说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的纲领，而是要按照这个纲领去行动，唤醒并发展那些完全不需要社会主义，但日益感到专制制度的压迫和政治自由的必要性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的阶级自觉。
　　俄国社会民主派还很年轻，刚刚在走出那以理论问题占主要地位的萌芽状态。它才刚刚开始展开实际活动。其它派别的革命者，已经不得不放下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理论和纲领的批评，而来批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实际活动。必须承认，后面这种批评与理论批评大不相同，竟使人们有可能捏造一种十分可笑的谣言，说圣彼得堡“斗争协会”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这种谣言可能出现的事实，也就证明那种指斥社会民主主义者忽视政治斗争的流行责难是不正确的。这种谣言可能出现的事实，也就证明未被社会民主主义者理论所说服的许多革命家已经开始被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实践说服了。
　　俄国社会民主派还有许许多多刚刚开始的工作要做。俄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它自发地趋向知识，趋向团结，趋向社会主义，趋向反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事实，都日益明显和日益广阔地表现出来。俄国资本主义在最近时期内达到的巨大进展，保证工人运动将会毫不停顿地扩大和深入。我们现在大概是处在资本主义周期中的这样一个时期：工业“繁荣”，商业活跃，工厂日夜开工，许多新工厂、新企业、股份公司、铁路建筑等等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即使不是先知，也能预言在这种工业“繁荣”之后必然会出现破产现象（程度不同的破产）。这将是大批小私有主的破产，大批工人的失业，并且在全体工人群众面前用尖锐形式提出早已摆在每个有觉悟有思想的工人面前的社会主义问题和民主主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