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同样是为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所必需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同样是为领导俄国工人的阶级斗争所必需的，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无论前一种鼓动或后一种鼓动，都能唤起工人觉悟，组织他们，使他们遵守纪律，教育他们进行一致活动并为社会民主主义理想而斗争，因而也就使工人能够根据迫切问题和迫切需要来试验自己的力量，使工人们能从敌人方面争得局部的让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使资本家不能不顾及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使政府不能不扩大工人的权利和接受工人的要求，使政府在怀有敌对情绪而由坚强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所领导的工人群众面前经常发抖。
　　我们已经指明社会主义的与民主主义的宣传和鼓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指明革命工作在这两方面同时并进的必要。然而这两种活动和斗争有一个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在经济斗争中，无产阶级是完全孤立的，要同时反对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至多也只能得到（而且也远远不是时常都能得到）小资产阶级中间那些趋向于无产阶级的分子的帮助。而在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中，俄国工人阶级却不是孤立的；所有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阶层和阶级，都是与它站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也仇视专制制度，并用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在这里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的，有属于资产阶级、开明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受专制制度压迫的民族或宗教和教派等等的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这里自然就发生一个问题：工人阶级对于这些分子应该抱什么态度？其次，工人阶级是否应当与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共同斗争？既然一切社会民主主义者都认为政治革命在俄国应当先于社会主义革命，那末岂不是应当与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联合起来进行反专制制度的斗争，而暂时把社会主义搁置起来吗？这不是为加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所必需的吗？
　　我们来分析这两个问题。
　　工人阶级这个反专制制度的战士对其它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社会阶级和集团所采取的态度，早已由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所叙述的社会民主主义基本原则十分确切地规定出来了。社会民主主义者支持社会中的进步阶级去反对反动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那些特权等级土地占有制的代表人物，反对官僚，支持大资产阶级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妄想。但是这种支持并不预定也不要求去与非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和原则作任何妥协，这是支持同盟者去反对一定的敌人，而社会民主主义者给予这种支持，是为了更快地推翻共同的敌人，但他们自己并不期待从这些暂时的同盟者方面获得丝毫东西，同时也决不把丝毫东西让给这些同盟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被迫害的宗教，被贱视的等级等等去争取平等权利。
　　在宣传方面，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的支持，表现在社会民主主义者证明专制制度敌视工人事业时，将指明专制制度也敌视其它某些社会集团，将指明在某些问题上，在某些任务上，工人阶级是支持这些集团的，等等。在鼓动方面，这种支持表现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将根据专制警察压迫的每次具体表现向工人们指明，这种压迫一般落在一切俄国公民头上，尤其是落在特别受压迫的等级、民族、宗教和教派等等的头上，特别是打击到工人阶级身上。最后，在实践方面，这种支持表现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决心与其它派别的革命者结成同盟，以便达到某些局部目的，而这种决心已用事实多次证明过了。
　　这里我们也就谈到第二个问题。社会民主主义者指出某些反政府集团与工人之间的相互支持时，始终都把工人划分出来，始终都解释这种支持的暂时性与相对性，始终都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因为它可能在明天就成为今天同盟者的敌人。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指出这点，就会减弱现在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的力量。’我们回答说：指出这点，只会加强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的力量。只有那些明白认识了一定阶级的实际利益的战士，才是强而有力的；凡是把这些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起着主要作用的阶级利益蒙蔽起来，都只会削弱战士的力量。这是第一。第二，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应当使自己突出，因为只有它才是彻底的专制制度的势不两立的敌人，只有它才不可能和专制制度妥协，只有工人阶级才毫不犹豫，毫不返顾地绝对拥护民主主义。其它一切阶级、集团和阶层，都不是绝对反对专制制度，他们的民主主义始终是向后返顾的。资产阶级不能不意识到专制制度阻碍工业与社会的发展，但它害怕政治和社会制度完全民主化，随时都能与专制制度结成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