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因为旧的革命理论的代表人物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他们拟定纲领和行动计划，总是根据一种抽象的观念，而不是根据对那些在国内活动、而其相互关系已由历史决定的各个现实阶级的估计。正因为人们没有用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来讨论那些支持俄国民 主 运 动的利益，才能发生这种认为俄国社会民主派忽略俄国革命者的民主任务的意见。
　　第二，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社会主义活动与民主主义活动结合为一个整体，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民 主 运 动和政治斗争，使它接近人民群众的实在利益，把政治问题从“知识界的狭小书房”里拿到街上去，拿到工人和劳动阶级中间去，把关于政治压迫的抽象观念，改成政治压迫最使无产阶级痛苦的那些实际表现，而社会民主派就是根据这些表现来进行鼓动工作的。俄国激进派分子往往觉得，社会民主主义者不直接号召先进工人进行政治斗争，而指出发展工人运动和组织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务，就是从自己的民主主义立场往后退，就是拖延政治斗争。可是，如果这里真有所谓后退，就是拖延政治斗争。可是，如果这里真有所谓后退，那就不过是法国俗话所说的那种后退：“il faut 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为要远跳，必须后退）。
　　第三，误会所以发生，是因为民意党人和民权党人同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政治斗争”概念本身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政治斗争有另一种理解，比旧的革命理论代表人物的理解广泛得多。1895年12月9日出版的第4号“‘民意社’快报”，就具体证明了这个似乎不近情理的说法，我们衷心欢迎这个刊物，因为它表明在现代民意党人中间进行着一种很有效果的深刻的思想工作，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彼·拉·拉甫罗夫的“论纲领问题”一文（第19—22 页）显然表明老民意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有另一种理解①。彼·拉·拉甫罗夫谈到民意党人的纲领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纲领的关系时写道：“……这里有一点而且只有一点是重要的：在专制制度下面，除了组织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党之外，是否有可能组织强大的工人党呢？”（第21页第2栏）；在稍前一点（第1栏）也同样说：“……在专制制度统治下，是否可能组织俄国工人党，而不同时组织反对这个专制制度的革命党”。彼·拉·拉甫罗夫认为如此十分重要的这些差别，我们完全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叫做“在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党之外的工人党”？？难道工人党本身不是革命党么？难道工人党不反对专制制度么？对于这个奇怪议论，彼·拉·拉甫罗夫的论文用下面这段话来解释：“组织俄国工人党的事情，是要在极残酷的专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如果社会民主主义者竟能不同时组织反专制制度的政治阴谋②——连同这种阴谋③所必需的一切条件——而做到这件事情，那末他们的政治纲领当然是俄国社会主义者的适当纲领，因为工人的解放将能用工人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然而这是很成问题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第21页第1栏）。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民意党人原来认为政治斗争与政治阴谋是一回事！必须承认，彼·拉·拉甫罗夫的这些话，真是十分明显地指出了民意党人的政治斗争策略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治斗争策略的基本区别。在民意党人中间，布朗基主义 86、阴谋主义的传统非常强烈，所以他们以为政治斗争不过是政治阴谋而已。社会民主主义者却没有沾染这种观点狭隘的毛病；他们是不相信阴谋的，他们认为阴谋的时代早已过去，认为把政治斗争归结为阴谋，这一方面是万分缩小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就是选择最不适宜的斗争手段。谁都明白，彼·拉·拉甫罗夫所说“西欧的活动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看来是无条件的模范”（第21页第1栏），不过是辩论中的胡言乱语罢了。其实，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从来也没有忘记俄国的政治条件，从来也没有梦想在俄国有可能公开地建立工人党，从来也没有把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与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分开。但他们始终认为这种斗争不应当由阴谋派而应当由依靠工人运动的革命党来进行。他们认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不应当是组织阴谋，而应当是教育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遵守纪律，组织无产阶级，在工人中间进行政治鼓动，痛斥专制制度的任何表现，把警察政府的一切武士钉上耻辱牌，并迫使这个政府实行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