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怨恨汤尼给他们带来这些麻烦。他怎么能对自己的朋友干出这事来呢？阿希礼又怎么能把汤尼往他们这儿送呢？以后如果再有人找她帮忙，只要会引得北军像黄蜂似的向她涌来，她是决不会再管了。是的，无论谁来找她帮忙，她准会让他吃闭门羹的。不过，当然，阿希礼例外。汤尼短暂来访后的几个星期里，她经常因外面街上的各种声响而从不安的睡梦中惊醒，担心阿希礼可能也正在受到追捕，也要从这里逃往得克萨斯州，因为他们曾帮汤尼这么干过。她不知道他目前的情况，因为他们不敢写信到塔拉庄园把汤尼那天夜里来过的事告诉他们。他们的信也许会被北方佬截获，这样连那座庄园也要遭殃了。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他们没有听到什么进一步的坏消息，于是他们知道阿希礼可能没事了。后来，北方佬终于不再来骚扰他们了。

但是，甚至这一令人宽慰的情况也没能让斯佳丽摆脱恐惧。这种恐惧始于汤尼来敲门的那一刻，它比围城时呼啸的枪林弹雨更让人心惊胆战，甚至比战争末期谢尔曼的军队更让人毛骨悚然。那个狂风暴雨之夜中汤尼的到来，仿佛把她眼睛前一副仁慈的眼罩扯掉了，迫使她真实地看清了自己不稳定的生活前景。

1866年寒冷的春天来临了，她环顾四周便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也意识到了整个南方所面临的形势。她可以为生活操尽心，也可以比以前的奴隶更努力地干活，她可以设法克服一切困难，还可以凭借自己的毅力去解决她平生从没遇到过的问题。但是，尽管她历尽了千辛万苦，尽管她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尽管她足智多谋，但她那付出巨大代价得到的初步一点点成果，任何时候都是可以被夺走的。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她既没有法律上的权利，也得不到法律上的补救，有的只是汤尼咬牙切齿地提起过的那种临时法庭，以及那种为所欲为的军事法庭。现在，只有黑人才有控告权和索赔权。北方佬已经使南方屈服了，他们想让它永远屈服下去。南方好像被巨人的毒手颠覆了，从前曾经统治过南方的人，现在比他们以前的奴隶还要无依无靠。

佐治亚州到处都驻扎着北军的重兵，亚特兰大驻军的数目更大。各个城市驻军的指挥官权力都极大，甚至操有对老百姓的生杀大权，而且他们也在使用这种权利。他们可以凭借任何理由或者无缘无故地监禁市民，剥夺他们的财产，并绞死他们，他们的确是在这么干着。北方佬就营业方法、佣人工资的支付、公众和私下场合的言论、报刊上的文章，制定了种种自相矛盾的章程，并以此来折磨和迫害老百姓。他们还规定了倒垃圾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规定了以前邦联政府里的人的妻女什么歌可以唱，所以假如有人胆敢唱《狄克西》或《美丽的蓝旗》之类的歌，罪名只会比叛逆轻一点儿。他们还规定，市民必须先宣誓效忠然后才能到邮局去取信；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规定了新婚夫妇必须先发一些可恨的誓才能领到结婚许可证。

报纸的嘴也都被封住了，凡是涉及抗议军事当局残暴和腐败的舆论，一律禁止刊登。胆敢提出反对意见的，则用判刑监禁加以压制。监狱里关满了有声望的市民，而且关在那里的人都没有早日得到审讯的希望。陪审制度和人身保护法实际上都被废止了。民事法庭虽然仍在勉强受理案子，但是完全受军人的支配。军人可以干涉法庭的判决，所以市民若不幸被逮捕，性命实际上就掌握在军事当局手里了。被捕的人确实很多。只要稍有一点煽动反政府的嫌疑，或被怀疑与三K党有关系，或者有黑人控告某个白人对他无礼，就足以把他送进监狱。不需要人证和物证，只要有人控告就行了。而且有解放了的黑人事务局在那里怂恿，还怕找不到控告的黑人吗？

现在黑人还没有获得选举权，但是北方已经决定他们应该有选举权，同时还决定他们在选举中应该对北方表示友好。黑人知道这些情况后，认为没有什么是他们不该享有的了。黑人无论爱干什么，总有北军作后盾，而白人敢说黑人一句坏话，就非倒霉不可。

从前的奴隶现在都成了天之骄子。由于有北方佬撑腰，那些最卑贱、最愚昧的分子现在都出人头地了。他们中较体面的阶层根本瞧不起这种自由，他们和白人主人一样都在吃着苦。成千名家仆，当初他们属于奴隶中最高级的，现在仍然留在旧主人家中，干着过去比他们低下的人干的体力活。还有许多忠心耿耿的农奴，也不愿享受这种新自由，但是在一群群闹得最凶的“解放了的黑人渣滓”中，大部分是农奴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