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广告可费钱了呢。”我半信半疑地说。

“的确这样！”米考伯太太仍然用那样明理的神气说道，“一点也不假，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我对米考伯先生也是这么说的。可是就为了那我已说过的理由——我说过他应该对得起他自己，对得起他的家人，也要对得起这个社会——我觉得米考伯先生应该筹措一笔款子，用期票借贷。”

米考伯先生靠在椅子上，一面玩弄着眼镜，一面往天花板上看；不过我觉得他也留心看着正盯着火的特拉德尔。

“如果我娘家，”米考伯太太说道，“没人拥有充分的人性中的同情心，肯为那张期票做通融——我想，有种更好的商业术语可以表明我的意思——”

米考伯先生仍然望着天花板，提醒道：“贴现。”

“把那张期票贴现，”米考伯太太说道，“那，我就认为，米考伯先生应该进城去，把那张期票拿到金融市场，贴到多少，就算多少。如果金融市场的那些人硬逼着米考伯先生蒙受巨大牺牲，那就全凭他们良心吧。我坚定地把它看做一种投资。我也劝米考伯先生这么想，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把它看成一种一定会获利的投资，并决心忍受一切牺牲。”

我觉得（可我决不知道为什么）这是米考伯太太奉献牺牲的一种忠实精神，我就把这想法小声嘀咕出来。一直还在盯着火看的特拉德尔也依着我的腔调嘀咕了一番。

“我无需，”米考伯太太喝罢酒，裹拢披肩，准备退到我的卧室时说道，“我无需把有关米考伯先生经济的话题拉得太长。在你的炉边，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也在特拉德尔先生面前，他虽不是一个交了很久的朋友，却也完全是自己人了；我不禁想让你们知道我规劝米考伯先生时所采取的步骤。我觉得，米考伯先生奋发向前的时候——我还要说——进取的时候到了，我觉得这就是那方法。我知道，我不过是女流之辈，一般人总认为，在讨论这类问题时，男人的判断往往更为中肯；我仍然不应忘记，当我跟我的爸爸和妈妈一起住在我娘家时，我爸爸常说，爱玛的身子弱，但她对于同一问题的理解方面不弱于任何人。我爸爸很偏心，我深知这点，但他无论如何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我的良心和理智都不容我对此怀疑。”

说罢这些，米考伯太太谢绝了我们再干一杯的请求后，就退到我卧室去了。我的的确确觉得她是一个高贵的女人，可以算作罗马贵妇的那种女人，可以在社会动乱时建立各种奇功大业的女人。

被这印象激动着，我祝贺米考伯先生拥有这样一个贤内助。特拉德尔也这么做。米考伯跟我们轮流握过手，然后在他自己脸上蒙上小手巾（我觉得这上面的鼻烟比他能感觉到的还要多），然后又十分兴高采烈地喝了起来。

他的谈锋很健。他开导我们说，我们在孩子里得到重生，在经济困难的压力下，孩子的数目增加实乃特大喜事。他说，近来米考伯太太对此存疑，但经他加以开导总算安下心了。至于她娘家人，他们一点也配不上她。他们说什么，他一点也不放在心上，让他们——这里我引用他原话——滚开吧。

米考伯先生接着又对特拉德尔发表了一篇热烈的赞美词。他说，特拉德尔是个人物，而他米考伯虽没有他特拉德尔的德行，却——谢天谢地——能加以赞美。他满怀同情地提到他不认识的那位与特拉德尔相亲相爱的年轻女士。米考伯先生为她干了一杯，我亦如此。特拉德尔向我俩表示感谢，他像我所喜欢的那样质朴和坦诚地说道：“我实在很感谢你们。我敢向你们担保，她是最可爱的姑娘！——”

在那以后，只要有机会，米考伯先生就要绝对体贴和礼貌地提到我的恋爱问题。他说，他能肯定他的朋友科波菲尔已有了心上人。我又热又不安了好半天，经过一连串脸红、结巴和否认，我终于拿着酒杯说：“得！我为朵拉干一杯！”这句话让米考伯先生好不兴奋和得意，他拿起一杯酒冲进我的卧室，好让米考伯太太为朵拉干杯。米考伯太太十分热情地干杯，并从里面发出很尖的叫声道：“听啊，听啊！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我真开心。听啊！”同时她还轻轻弹打墙壁，以示欢庆。

后来，我们的谈话转向比较世俗的一些事了。米考伯先生告诉我，他认为开姆顿区不舒服，等广告的效果能使得某种较令人满意的机会来到时，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搬家。他提到在牛津街西头有条正对着海德公园的小巷，他对那地方常常很留心，不过他不指望能马上搬进去，因为这一迁移需要有一大笔收入呢。他解释说，或许要有一段时间，在一个体面的商业区——比如说皮加特里吧——住在一幢住宅的楼上，他也心满意足了。米考伯太太一定会喜欢那地方。在那里，开一个弧形窗，或再加一层楼，或做点那类的小小变动，他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住上几年了。他还强调说，无论他得了什么机会，也无论他住在什么地方，那里都永远有个房间是为特拉德尔留下的，还有一副刀叉为我留下，我们对此可以完全放心。我们表示谢谢他的好意；他也求我们原谅他谈到这类平凡琐碎的现实之事，因为这对一个正全力进行彻底安排新生活的人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应原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