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躺着一动不动，列文觉得过了好长好长时间。但病人还活着，隔上一阵子还叹息一声。列文神经紧张得已经开始疲劳了。他觉得无论他怎样费心揣摩，还是不明白“这样”是什么意思，觉得自己已经远远落在垂死的哥哥后面了。他再也无法思考死亡的具体问题，但又无法不去想他很快就要做的事：替死者阖上眼睛，给他穿衣服，置办棺材。说来也怪，他觉得很冷，既不高兴，也不悲伤，没什么失落感，更不觉得哥哥可怜。如果他还有什么感觉的话，那就是羡慕垂死的人懂得他无法懂得的东西。

他俯在尼古拉身上，就这样坐了很长时间，等待着终结。但终结并没有到来。门开了，凯蒂出现了。列文起身去拦她，可就在这时，他听见垂死的人动了一动。

“别走。”尼古拉伸出手说。列文把一只手伸给他，另一只手生气地示意妻子走开。

列文握住哥哥的手，又坐了半小时，一小时，又一小时。他现在再也不想死的问题了。他在想凯蒂在隔壁做什么，医生是否自己有幢房子。他想吃东西，想睡觉。他小心翼翼地把手抽出来，摸了摸哥哥的脚。脚已经冰凉了，但他还在呼吸。列文想蹑手蹑脚地走出去，但病人又动了动，说：“别走……”

天亮了，但病人的情况依旧。列文轻轻地抽出手来，没有看哥哥一眼，就回到自己房间睡觉了。他醒来时，没有听到他预期的哥哥死亡的消息，而是听说他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他又坐起来了，咳嗽，吃东西，不再谈论死，而是表示希望恢复健康，并且比先前更暴躁更抑郁了。列文和凯蒂都安慰不了他。他生所有人的气，说难听的话，为自己的痛苦责备每一个人，要求他们从莫斯科给他请一位名医。谁要问他身体如何，他就带着愤怒和谴责的眼光，千篇一律地回答道：“我难受死了，受不了啦！”

病人越来越痛苦，尤其是由于无法治愈的褥疮。他对身边的人越来越暴躁，特别是因为他们没有替他从莫斯科请医生来。凯蒂想尽了办法帮助他，安慰他，但都是白费劲。列文看出她已是身心交瘁，虽然她自己不承认。尼古拉那天夜里喊弟弟来，准备告别生命，他在大家心里引发的死亡的感觉，现在被破坏了。大家都知道他快死了，必死无疑，而且他已经是半死不活。每个人都希望他赶快死掉，为了掩饰这种心理，他们给他吃了一瓶又一瓶药，为他求医问药，欺骗他，也欺骗自己，并且相互欺骗。这一切都是虚伪，可恶的、侮辱人的、亵渎神明的虚伪。由于列文的本性，加上他比谁都热爱这个快要死去的哥哥，因此这种虚伪使列文感到非常痛苦。

列文早就想使两位哥哥和解，哪怕是在尼古拉的临终时刻也好，于是他写信给瑟吉尔斯·伊万尼其，收到他的回信后，又读给尼古拉听。瑟吉尔斯·伊万尼其在信中说他不能亲自来，但言辞恳切地请求弟弟原谅。病人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我该怎么给他回信呢？”列文说，“我想你不再生他的气了吧？”

“不，一点也不生气，”尼古拉被这个问题惹恼了，回答道，“让他给我请个医生。”

又过了三天痛苦的日子，病人的状况还是没有变化。旅馆的侍应生、旅馆老板、其他房客、医生、玛丽·尼可拉夫娜、列文还有凯蒂，但凡看到他的人，都希望他赶快死掉。只有病人自己还不想死，恰恰相反，还因为大家没给他请医生而生气，他不停吃药，谈论生的问题。只有在鸦片使他暂时忘却痛苦的难得时刻里，他偶尔才会在半睡半醒之间吐露内心比任何人都更强烈的愿望：“哎，但愿早点结束！”或者：“什么时候才能完结啊！”

他日益加剧的痛苦使他做好了死的准备。没有一种姿势不让他觉得痛苦；他一秒钟都不能忘却痛苦；身体没有一个部位不疼痛，不折磨着他。就连身体本身的记忆、印象和思想都使他产生厌恶情绪，就像他厌恶自己一样。看到其他人，听别人说话，自己思考问题这一切只能给他带来痛苦。他身边的人感觉到了这一点，当着他的面，都不由自主地不让自己随意走动、说话或者表达愿望。他的生命淹没在痛苦的意识和摆脱痛苦的渴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