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根据我们的法律，”他用一种对俄国法律稍许不满的口气说，“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样，在以下情况才允许……等一等！”他对从门外探进头来的助手喊道，但还是站起身，同助手说了几句话，又坐下来，“在下列情况下：夫妻一方有生理缺陷；离别五年不通音信，”他扳着一只长满毛的短手指，显然乐滋滋地说道，“还有通奸。通奸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他继续扳他粗短的手指，虽然这三种情况和更具体的细分并不能放在一起算，“夫妻一方有生理缺陷，丈夫或妻子通奸。”他五个手指全扳完了，只好把它们全都伸直，接着说道：

“这是理论上的观点，但我想您找我是为了了解法律的实际应用情况吧。因此，根据先例，我必须告诉您，离婚案件都可以归入以下情况，我想，不会有生理上的缺陷或分离而不通音信吧？……”

卡列宁肯定地点点头。

“那就是下列情况：丈夫或妻子通奸，有罪一方的罪证经双方承认，或未经双方承认，属于非自愿提供的。我必须补充一点，后一种情况实际上很少碰到。”律师瞟了卡列宁一眼，突然不做声了，好像一个出售枪支的人描述完了各种枪支的优点之后，等着顾客做出选择。但卡列宁就是不说话，于是他只好接续说下去。“最常见、最简单、最合理的办法，我认为就是双方都承认是通奸。要是跟一个没有教养的人谈话，我是不会这么说的，”他说，“但我想您能够理解。”

卡列宁心烦意乱，没有立刻听懂双方承认通奸的道理，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律师立即对他进行解释：

“两个人无法继续生活，这是事实。要是两个人都同意这一点，那么细节和形式问题就无足轻重了，这就是最简单最稳妥的办法。”

现在卡列宁听明白了。但他有宗教上的禁忌，妨碍他采用这种方法。

“在当前情况下，这是办不到的，”他说，“只有一种方法可能，我手头上有一些信件可以作为非自愿提供的罪证。”

听卡列宁提到信件，律师抿着嘴唇，发出一声尖细的、又怜悯又轻蔑的声音。

“请别忘了，如您所知，这类案件是由教会裁决的，神父们对这种案子的细节问题最感兴趣，”他说，露出和神父同样感兴趣的笑容，“信件当然可以作为部分证据，但还是必须由证人提供直接证据。总之，要是您能把这个案件托付给我，请允许我选择应当采用的办法吧。要达到目的，就得不择手段。”

“这样的话……”卡列宁说，脸色突然变得苍白。但就在这时，律师突然站起来，又走到门口，同进来找他的助手说话。

“告诉她我们这儿不讨价还价！”他说完又走了回来。

往回走的时候，他偷偷又捉了一只飞蛾。“到夏天我就可以买套好家具了！”他皱着眉头想。

“嗯，您刚才说……”他说。

“我会写信告诉您我的决定。”卡列宁站起来，扶着桌子说。他沉默片刻，又说：“根据您的话，我可以得出结论，离婚还是办得到的。请您把您的条件告诉我。”

“完全可能，只要您给我完全的行动自由。”律师不理会卡列宁最后那个问题，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收到您的信？”他说着，朝门口走去，眼睛和漆皮靴都闪闪发光。

“一周以后。您最好也告诉我，您是否愿意受理这个案件，以及您有什么条件。”

“很好。”

律师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把当事人送出门，然后一个人沉浸在快乐的心情之中。他心里非常快活，以至于一反常规，答应对那位讨价还价的夫人少收一点费用，也不再捉飞蛾了。他下定决心冬天把他家的家具全都换上天鹅绒面子，就像西格宁家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