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列宁走进彼得堡一位著名律师的接待室时，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有三位夫人：一位老的，一位年轻的，还有一位商人的妻子；三位先生：一位手上戴着戒指的德国银行家，一位大胡子商人，还有一位穿着文官制服、脖子上挂着勋章的怒气冲冲的官员。他们显然都已等候多时。两位助手在桌上写东西，笔尖发出沙沙的声响。写字台上的文具（卡列宁在这方面是个行家）异常精美，他不由得注意起来。一位助手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眯缝着眼睛，恼火地对卡列宁说：

“您有什么事？”

“我有事要见律师。”

“律师正忙着呢。”助手严厉地回答，用笔指了指那群等候的人。

“他不能抽出点时间来见我吗？”卡列宁说。

“他没空，他总是忙得很。请您等一等。”

“那就请您把我的名片递给他。”卡列宁看出不能再隐瞒身份，就威严地说道。

助手接过名片，显然对上面的内容不感兴趣，但还是走了出去。

卡列宁在理论上赞同公开审判，但出于对高层内幕的了解，他并不完全赞成一些做法在俄国运用，而且在沙皇政府许可的范围内，总是尽可能对它们进行谴责。他一生都从事政务，因此，即使他反对某件事情，他也会承认犯错误是难免的，任何事都可以加以改进，从而缓解他的反对态度。他反对新的法律制度中规定的律师地位。不过迄今为止，他还没同律师打过交道，因此只是在理论上反对而已，这会儿，由于他在律师接待室的不愉快印象，他的反对变得强烈起来。

“他马上就来。”助手说。果然，过了一两分钟，门口就出现了那位刚同律师商谈过的老法学家高大的身影，律师也跟着走出来了。

律师矮小壮实，头上秃顶，长着褐色的大胡子和浅色的长眉毛，前额突出。从雪白的领带到双层表链到漆皮靴，他全身上下如同新郎一样光鲜。他的脸精明而粗鲁，衣着时髦而俗气。

“请进！”律师对卡列宁说，闷闷不乐地请他先进去，然后关上门。

“请坐。”他指着铺满报纸的写字台边上的一把椅子说，然后搓了搓长满白毛、手指粗短的小手，侧着脑袋，自己在主座上坐下。他还没坐定，一只飞蛾就从桌上飞过。律师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敏捷，摊开双手，捉住飞蛾，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

“在我说到我的事情之前，”卡列宁惊奇地看着律师的动作，说，“我必须提一句，对我要说的事情，您必须严格保守秘密。”

律师垂下的褐色胡子动了动，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

“要是我不能保守当事人的秘密，我就不配做律师了！不过，要是您需要保证的话……”

卡列宁看了他一眼，看到他那双聪明的灰色眼睛在笑，似乎什么都已经知道了。

“您知道我的名字吗？”卡列宁接着说。

“我知道您，全俄罗斯的人都知道您，”他又捉住了一只飞蛾，“以及您所从事的有益的事业。”律师弓着身子说。

卡列宁叹了口气，鼓起勇气来。他一旦下定决心，就毫不犹豫、毫不畏怯地用他尖细的嗓子说开了，时不时强调一两个字。

“我很不幸，”卡列宁说，“成了受骗的丈夫，我希望合法解除同妻子的关系，也就是说，和她离婚，但儿子不能判给母亲。”

律师的灰色眼睛竭力忍住笑意，但还是高兴得忍不住直眨巴。卡列宁看出，他眼神里不仅流露出揽到一笔好生意的高兴劲儿，而且还有得意和欣喜，以及他在妻子眼中看到过的那种幸灾乐祸的光芒。

“您希望我帮您办理离婚手续吗？”

“正是如此！不过我要提醒您，我很有可能会浪费您的时间。我来只是先和您商量一下。我想离婚，但离婚的形式对我很重要。如果形式不符合我的要求，我是不会离婚的，我会放弃法律途径。”

“哦，那是常事，”律师说，“那总归由您自己决定。”

律师觉得卡列宁看到自己掩饰不住的快活神气可能会不高兴，就垂下眼睛看他的脚。他看了看从他鼻子底下飞过的飞蛾，挥了挥手，但出于对卡列宁地位的尊敬，没有去捉它。

“虽然我知道法律处理这类事情的一般条款，”卡列宁说，“但我还是想知道实际办理这类案件时采取的形式。”

“您希望我告诉您，”律师依然没有抬起眼睛，而是得意地仿效主顾说话的腔调说，“实现您的愿望有哪些方法吗？”

看到卡列宁点头同意，律师继续往下说，只是偶尔瞥一眼卡列宁红一块白一块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