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倒不是，”参孙回答，“文笔挺清楚，没什么难懂的。孩子们翻，年轻人看，成年人心领神会，老年人赞不绝口。总之这本书无人不翻阅，无人不知晓，只要看见一匹瘦马，立刻就有人说：‘瞧，洛西南特来了。’不过看得最来劲的还是那些侍童们。达官贵人的客厅里几乎都有一本《堂吉诃德》。你刚放下，他就拿走了；这儿借出借进，那儿争来抢去。一句话，闲书里面还从来没有过这么一本：趣味盎然，有益无害，至于污言秽语、渎神迕教之事就更是连影儿也没有。”

“书只能这么写，”堂吉诃德说，“否则就不是立传，而是造谣。靠造谣过日子的传记作者就跟铸伪币的人一样，应该被活活烧死。我不明白作者干吗要找来那些不相干的小说故事，我一个人的事就够他写的了。我想他肯定是依了那句老话：麦秸干草……（完整的谚语是：麦秸干草，都能填饱。）。其实他只需写出我的思虑、我的叹息、我的眼泪、我的善良愿望和我的勇敢征战，就是一个大部头了，至少比得上‘焦黄脸’（焦黄脸，指西班牙阿维拉城的主教阿隆索·德·马德里嘎勒，据传是个多产的作家。）的全集。这么说吧，学士先生，不论是写传记还是别的什么书，都需要才识出众、构思周全；只有大才子才能说出和写出连珠妙语。喜剧里最聪明的人物就是傻瓜，因为越能装出一副傻呵呵样子的人就越不傻。编史立传是很神圣的事，因为必须道出真理，而真理所在便有上帝的身影。说是这么说啊，可是照样有人胡写乱编，出起书来就像买油炸果子一样。”

学士说：

“再糟的书也总有点长处（此处引用了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的话，见其侄小普林尼的书信集。）。”

“毫无疑问，”堂吉诃德回答，“不过也常有这种事情：有人在作品出版之前便理所当然地名声大噪，可是一印成书却往往一落千丈，或者至少大不如以前。”

“这道理很简单，”参孙说，“印好的书可以慢慢看，所以就容易挑毛病了。而且作者的名声越大，别人就越挑剔得厉害。凡是靠才情出名的人，像大诗人和杰出的历史学家什么的，总是免不了招人嫉恨。而有些人，虽然从没有自己的作品问世，却专门喜好对别人评头品足，乐此不疲。”

“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堂吉诃德说，“不少神学家上了讲道台不行，论起旁人的长短得失可是头头是道。”

“堂吉诃德先生，您说得都在理。”卡拉斯科回答，“但愿那些评论家们宽厚为怀，别太吹毛求疵，专门诋毁别人的作品，在太阳的光辉里寻找黑点。更何况，‘巨匠荷马亦有困乏之时’（原文为拉丁语，是罗马作家贺拉斯的名言。）。说实在的，他在作品问世之前，为了尽量减少瑕疵，可是没少费了心机。再说，有些人挑出来的毛病，也许恰恰就是美人脸上的痣，能平添几分妩媚。总之，我是想说，出书的人很难摆脱风险，因为无论如何，他也没法使所有的读者都心满意足。”

“写我的那本书，”堂吉诃德说，“只怕满意的更少。”

“哪里！恰恰相反！由于‘愚蠢之辈数不胜数’（原文为拉丁语，见《圣经·传道书》。），喜欢这本传记的人也数不清。不少读者还埋怨作者记性太差，居然忘了说明究竟是谁偷了桑丘的大灰驴。反正是不明不白，只能从上下文揣测是让人偷走了。可是过不了一会儿桑丘又骑到驴背上，也不知道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还有人说，桑丘把黑山找到的那只箱子里的一百金币拿去干什么了，也没交代清楚，而且以后再也不提了。大家都很想知道那笔钱的下落，是怎么花的；这可是书里的一个主要漏洞。”

桑丘回答说：

“参孙先生，我这会儿可没心思算旧帐、说废话：我肚子一下子不自在了，要是不赶紧用两口老酒暖一暖，难免要倒大霉。我家里什么都齐全，老伴还等着我呢。我吃饱喝足了再回来，到时候，先生您也好，别人也好，有话尽管问吧，什么驴子是怎么丢的，一百金币是怎么花的，我包各位称心如意。”

说完不等别人答腔，就径直奔他家去了。堂吉诃德一再恳求学士留下吃顿便饭。学士接受邀请留下了，于是又在平日的饭菜之外增添了一对鸽子。席间话题还是游侠骑士，卡拉斯科很是凑趣。一时饭毕，睡过午觉，桑丘来了，三人又接着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