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超世”两个字，不可仅仅解作出世或厌世：这其中的含义深富，须得加以一番解释；也许刘昫自己当初用这个字的时候，还未必给它这样充分深富的意义罢。

　　我以为这个“世”字，应该是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而言的。大凡是天才，到了成熟之后，大都成为——或想成为——一种超人。不过这个“超”，也有分等：有的只以思想超人，至于其他一切，都仍与寻常人一样；还有的，则不仅思想上要想超人，就是物质的生活上也要想超人，而且不仅要超“人”，并要超“自然”。这样的人，大都视自己的天才为一种无上的威权，以为人间的一切——并且自然界的一切——都应该受他的支配；所以往往凭藉天才来役使一切，奴视一切，玩弄一切。如今我们所研究的这位诗人，就是属于后面这一派的超人。

　　他自己以为是个“天上白玉京，五楼十二城。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的天之骄子，所以自小便不甘居人下。他第一步先求超出寻常的社会，那末就须取得人世间的权位，因为他觉得既居人世，而无权位，则不能役使群众，不能施展本能，不能“黄金逐手快意尽”，不能“载妓随波任去留”。所以他不惜向当时持有权位的人屡次去干请，只无非要借他们做一种直上青云的阶梯——虽则他对他们也只肯“长揖”而已。后来居然得跻身于金马玉堂，总算已经差不多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他还想“超”上一层，竟对君主的威权也挑战起来；并且尝试着要去侮辱当时朝中潜势力极大的高力士，于是乎一跌就从青云里仍复跌到泥中了。

　　平心而论，他这种挫折，也只算得是情理之常。因为他所恃以求超人的天才，其体现也，无非是文章而已；而文章也者，其在实际社会，未必真有如天才自己所梦想的那样绝对的威权：文章仍旧要靠实在的威权为权威的。故凡在封建时代，文人得权贵之宠则有势力，失权贵之宠则无势力。乃太白当时没有见到这一点：一朝得意，便以为生平梦想中的文章的威权似乎已经实现，竟尔放肆起来，殊不知当日玄宗对他特别优宠——说得苛刻一点也只无非像宠杨贵妃之色或宠李龟年之艺而已。实则太白当时在朝，也只不过献几首《宫中行乐词》，借以点缀宫闱之淫乐，或编几首《清平调》，藉助明皇和贵妃之风流，究竟关于国家大计有何建树？故他虽自以为玩弄君王，而不知终为君王所玩弄。及至玩弄得厌烦了，则仍旧优诏遣去——这就算他的超人的迷梦之醒觉了。醒觉之后，当然是继之以牢骚，而逐流于颓废。其影响，足以开后世文人恃才傲物之风，与夫人人以屈大夫、谢东山自居的恶习，此李白之人格所以终须逊陶渊明一筹也。

　　但我们如欲充分的了解李白，则又须晓得他不但要想超人，并且要想超自然。能超自然的，无非就是所谓神仙了；所以他颇倾向于修仙学道之说，而这种倾向表现于诗中的地方很多。我们又须晓得他这求神仙和求富贵的两种心理，并不能和西洋人的灵肉两种观念相比拟，而认为彼此冲突。他这两种心理正是相因而成的：惟其想超人，所以求富贵，但也知富贵不免受“自然”的限制，所以更求超自然。讲得苛刻一点，我们正可以说他和秦始皇、汉武帝的心理无异，不过秦皇汉武到尽极富贵之后才想求神仙，他却早想到功名富贵之不能久而求神仙，又因神仙到底渺茫，不如及时享乐，乃更转世而求人间富贵耳。然而富贵既随得随失，而神仙又当然是不可求的，所以他的两重迷梦终于醒觉，结果，只互相助成他的颓废态度而已。明乎此，则诗文中初看似乎矛盾的地方，便觉都无矛盾了。因为他想超人，所以说：“男儿百年且荣身，何须徇节甘风尘？”但他也明知“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所以转了一念而想超自然，乃说“富贵非吾愿，为人驻颜光”。然而颜光究竟是不可驻的，所以终于归宿到“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不过他的超人主义和超自然主义在事实上虽都终于失败，在艺术上却是大成功的。

　　艺术上的超人主义和超自然主义大抵不外用两种方法实现之：其一，不以现实为材题；又其一，虽以现实为题材，却避开写实的方法。要避开写实的方法也只不外两途：其一，不平铺直叙，而多用暗喻；又其一，故将自然的现象搅乱，使人抓不住一点确实的观念。由这种方法做成的艺术，我们可以替它杜撰一个名词，叫做“超实主义”，以与自然主义或写实主义相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