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初年，太白游会稽，与道士吴筠善，荐之于朝，又得秘监贺知章为之称誉，乃得玄宗以奇才相待，征入京师，“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总算他的初志已遂。你看他临别时说：“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也可见他心中的得意不期流露了。
无如他生性浪漫，且复恃才傲物，想来得罪人处一定不少，所以在翰林不过三年，竟不为亲近所容，而被优诏罢遣了。在这三年里面，他做了好些极优美的纯粹艺术作品，如《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宫中行乐词》（以上本编未收），《清平调词》（本编入选）等，至今犹脍炙人口，向来做香艳宫词体的莫不奉为楷模。盖彼时他正“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食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实是生平最得意的一段时期，故能把他的艺术伎俩尽情施展。
且我们晓得他“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此时年纪已过四十，始得“一朝君王垂拂拭”，故愿“壮心剖出酬知己”，而不肯便舍去，乃是情理中事。他彼时本想“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的，故和他同为“酒中八仙”之一的贺知章临当告老归山的时候，他尚“借问欲栖珠树鹤，何时却向帝城飞”——似乎有还希望他再出山的意思。又谁知这个金马玉堂，非是他这种浪漫的人物所能久居的；这似至遭谗之后，他始有所觉悟，故《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的诗里，便说“同归无早晚，颍水有清源”——已决然有去志了。
去京之后，仍旧去做他的漫游生活：北抵“赵、魏、燕、晋（河北、山西及河南北部），西涉邠、岐（陕西），历商于（河南淅川县西），至洛阳，南游淮泗（安徽北部），再入会稽，而家寓鲁中；故时往来齐鲁间，前后十年，中惟游梁宋（河南北部）最久”。他和杜甫会见，就在这个期间。而且这十年里面，他的作品特别丰富；我们只看《梁园吟》一篇，可见他满腹牢骚，因而纵酒浪游，渐渐流于颓废的态度；又可见他的诗的风格，也似乎比从前更加豪放了。然而他仍旧还没有死心塌地，所以终于说：“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天宝十四载（时太白五十五岁）十二月，安禄山反于范阳，率众南下，所过州县，望风瓦解。未几，洛阳陷没。明年，长安亦不守；玄宗奔蜀，肃宗即位于灵武。如此骚乱情形，由太白诗里反映出来的颇不少：例如《猛虎行》一篇，正是记载时事，并以发泄自己胸中的愤激的。彼时他正作客宣城，旋由宣城至溧阳，又至剡中，遂入庐山。因为他看看中原大乱，虽然孤愤，却知自己并无权位，要想“一箭落旄头”，究竟是一种梦想；所以竟说“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又谁知隐居未稳，又刚刚遇着永王璘东巡之事，把他牵涉在内，使他暮年的生命之流里又起了一个极大的波澜。
永王璘是玄宗第十六子。天宝十五载（即肃宗至德元年）六月，玄宗奔蜀，至汉中郡，下诏以璘为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探访等使，江陵郡大都督。七月，璘至襄阳；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卒得数万人。时，江淮租赋巨亿万，所在山委，恣情破用。肃宗闻之，诏璘还觐上皇于蜀，璘不从命。其子襄成王偒，勇而有力，握兵权，为左右眩惑，遂谋狂悖，劝璘取金陵。璘从子谋，遂于十二月擅引舟师东下；旋为河南招讨判官李铣所败，璘中矢被执，偒亦为乱兵所害。时太白在永王幕中为僚佐，及兵败，乃亡走彭泽，坐系浔阳狱。
于此有一点，颇饶研究的趣味，即太白之入永王幕，为自动的抑为被动的问题是也。据《旧唐书》，谓“元宗……以永王璘为……节度使，白在宣州谒见，遂辟从事”云云，那末是自动的了。但他的《为宋中丞自荐表》中，则言“属逆胡暴乱，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忆旧游书怀诗》亦云：“仆卧香炉顶，餐霞嗽瑶泉。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旃。空名适自娱，迫胁上楼船。”那末似乎完全是被动的。后人对于这一点似乎很注意。以为永王既以谋逆而兵败，就要算是叛臣；太白若果自动的身事叛臣，岂不是他的声名的大污点？所以一般为太白回护的论者，都宁相信他自己的“胁从”之说，而认《旧唐书》的“谒见”之说为非事实。例如苏轼云：“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胁迫。不然，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但是这种据“理”来推定事实的办法，也很靠不住。我们看他的《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之二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可见他当时明明以谢东山济世自任，这岂也是“胁迫”而成的吗？又《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诗云：“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这难道又是违心之言吗？故我们持平而论，当知太白用世之心，是始终没有泯灭的：他自去京之后，浪游十有余年，胸中的牢骚并未稍减；虽经乱离后，且在庐山小隐，却自己也明说并非没有再出山的意思，所以此番永王东巡，正是他出山用世的一个好机会，那末《旧唐书》所谓“谒见”之说，亦非不可信。至于后来永王谋逆，或者因他不从而确曾出于胁迫，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事变骤来，不及防备，而永王之兵又败得很速；他仓卒间逃还浔阳，使人不明他究为被胁而逃抑为兵败而逃，因而竟不免株连了。亮哉蔡宽夫之言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