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岂从人为乱者？盖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之时，欲藉之以立功名耳。大抵才高意广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难。议者或责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萧颖士察于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矣！

　　彼时他以衰暮之年而犹不免身在缧绁，致使一门骨肉离散，“兄九江兮弟三峡，悲羽化之难齐；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自无怪他要“万愤结缉，忧从中催”了。犹幸后来宣慰大使崔涣及御史中丞宋若思为之推覆昭雪。若思率兵赴河南，释其囚，使参谋军事，并上书荐白才可用，不报。

　　但至次年（即乾元元年），终以永王事流夜郎，遂泛洞庭，上三峡，至巫山。又明年，未至夜郎，遇赦得释。自是更游金陵、宣城、历阳等处。最后往依当涂令李阳冰。于宝应元年（762）十一月以疾卒于当涂，时年六十二。

　　我们看这五六年里面的作品，未赦以前，则但有哀怨怀旧之情，已少孤愤激昂之慨，例如《流夜郎赠辛判官》诗云：

　　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着金鞭。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与君自谓长如此，宁知草动风尘起。函谷忽惊胡马来，秦宫桃李向明开。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

　　遇赦之后，虽则壮心未全死，却为老病所困，兴致渐衰，故对于世事觉着虚空，而仍入于颓废。然而颓废之中，仍旧不脱向来那种豪放之气，这由于诗人的个性，是不会因境遇而全然改变的。例如《江夏赠韦南陵冰》诗后段云：

　　人闷还心闷，苦辛长苦辛。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山公醉后能骑马，别是风流贤主人。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称人意？不然鸣笳按鼓戏，沧流呼取江南女儿鼓棹讴。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

　　至其绝命一词云：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夭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我们读此诗时，觉得一股磅礴之气横溢言表；比之陶渊明《自挽词》那种“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的苍凉声调自是不同。故说太白至死不失其浩然之气可也。

　　据《魏序》，太白凡四娶：其一许氏，已如上述；其一刘氏，又其一为鲁之妇人，已失其姓氏，今皆不复可考。又谓“终娶于宋”。按太白《窜夜郎留别宗十六璟》诗有“我非东床人，令姊忝齐眉”之句，则终娶者或即宗璟之姊，而“宋”字或即“宗”字之讹耳。又按《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诗》有“多君相门女，学道爱神仙”之句，可知太白小隐庐山时，其许氏夫人必尚在也。

　　太白自己但言有一子一女：子曰伯禽，女曰平阳。《魏序》则谓“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不知这字为伯禽者即明月奴抑即颇黎。又据范传正《李公新墓碑》云：“……访公之子孙，欲申慰藉，凡三四年，乃获孙女二人：一为陈云之室，一为刘劝之妻，皆编户氓也……问其所以，则曰：‘公伯禽以贞元八年（距太白卒后三十年）不禄而卒，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无官，父殁为民，有兄不相保，为天下之穷人。’”从而可知太白的后嗣也萧条得很。

　　我们统观太白的诗文，觉得他胸中的境界浩漫无际，因而觉得他的思想态度也似乎变幻无恒。例如《短歌行》云：“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满……富贵非所愿，为人驻颜光”——这明明是出世主义。但《少年行》云：“男儿百年且荣身，何须徇节甘风尘……看取富贵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后名？”——则又显然是享乐主义了。又如《悲歌行》的“还须黑头取方伯，莫谩白首为儒生”，可以代表进取的态度；而《江上吟》的“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便又是厌世态度了。诸如此类的例，实在举不胜举。总之，我们读李白的作品时，决不能像读陶渊明的诗那样容易将其中的意义把捉得住。

　　惟其不易把捉，所以从来的批评家都只好用“仙才”、“天仙”一类同样不易把捉的字眼来批评他。但我们相信一个诗人总有他自己一种独特的个性；这种个性，在有些诗人比较难以认识是有的，却万不可因为难以认识就否认他有个性。向来批评李白的人，最能认出他的个性的，我以为要算刘昫。刘昫的《旧唐书文苑列传》云：“李白……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他这“超世”两个字，便可以把李白的思想和艺术都统摄在里面，而不致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