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高度重视对有利作战地位的争取，认为这是掌握主动权，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同时他充分论证了“军争”的利弊，主张在军队开进过程中，“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考虑各种客观因素，通晓利弊关系，调动敌人，“后人发，先人至”，先敌占取有利战机，这样才算是“知迂直之计”。为了确保军争的成功，孙子强调做好充分准备，即了解“诸侯之谋”，察知“山林、险阻、沮泽”等地形条件，任用“乡导”，以及搞好“辎重”、“粮食”、“委积”等后勤保障等。孙子着重指出争夺先机不当可能引起的后果，分别列举了“百里而争利”、“五十里而争利”以及“三十里而争利”的危害。孙子此论既照顾了全面，又突出了重点，真正把握了用兵精髓。

　　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奢率军大破秦师的阏与之战，可谓是历史上成功运用孙子“迂直之计”的典范。在这次作战中，赵奢避开强秦的兵锋，越过险阻，轻装急进，抢先占据有利阵地北山，取得战争主动权，进而夺得胜利。此战对孙子的“军争”理论作了很好的诠释。

　　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孙子的“迂直之计”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印巴战争中，印军成功运用“以迂为直”的战术，纵深迂回，分割、包围巴军，攻占达卡，赢得战争胜利。这是孙子“军争”思想在当代的高明借鉴和运用。

　　（二）关于“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作战指导原则。

　　为了夺取先机之利，孙子要求作战指导者在军队接敌运动过程中，坚持和贯彻“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指导原则。有利可夺时，军队行动“其疾如风”；无利可夺时，军队行动“其徐如林”。一旦进攻，要像烈火燎原，无坚不摧；一旦防御，要像山岳耸峙，岿然不动。必须隐蔽时，要做到如同阴云蔽天，使敌人无从筹措；必须冲锋时，要做到如同雷霆突鸣，使敌人猝不及防。一切“悬权而动”，惟求战胜强敌。孙子这一作战指导原则，文字不多，但内容精辟，它不但回答了夺取先机之利的条件和主要手段，也概括了孙子制胜之道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征。

　　所谓“兵以诈立”，是说用兵的根本特征在于诡诈奇谲，不诡诈无以成功。

　　所谓“以利动”，说的是从事战争当以利害关系为最高标准。有利则打，无利则止，一切以利益的大小为转移，这实际上反映了孙子的战争宗旨，是其新兴阶级功利主义立场在军事斗争原则上的具体体现。

　　所谓“以分合为变”，指的是孙子制胜之道的重要手段。中心涵义是灵活用兵，巧妙自如地变换战术，或分或合，“悬权而动”，掌握战场主动权。它是“兵以诈立”的必然要求，体现了孙子兵学注重灵活变化、讲求出奇制胜的精神风貌。

　　孙子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它彻底否定了西周以来旧的军礼传统，揭去了温情脉脉的“礼乐”面纱，毫不掩饰地把“兵以利动，以诈立，以分合为变”的原则公之于世，不讳言“功利”是用兵打仗的出发点，让将帅放开手脚、理直气壮地在军事行动中进行算计和欺骗。

　　在春秋中期之前，西周社会的古典礼乐文明表现在军事领域，就是以一整套“军礼”来指导、制约具体的军事行动。依照这种“军礼”，开展军事行动要堂堂正正，不许用奸使诈，人家新死了国君，或者粮食歉收、经济困难，你都不能去打；一旦战场交锋，必须双方摆好阵势后再开打，不能占人家的便宜。打了胜仗，不能灭人家的国家，必须立一个新的统治者来恢复秩序。到了春秋中后期，整个时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时，名义上“天下共主”的周天子的权威早已丧失殆尽，新兴阶级势力的勃兴使得战争面貌有了根本改观，军事行动逐渐摆脱了“军礼”的束缚，诡诈战法开始流行。南宋郑友贤《孙子遗说》说：“《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此语最为贴切地区分了两者的不同特色。孙子兵学正是迎合“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时代要求的杰出代表。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首先是因为军队的成分发生了改变。随着战争规模扩大，军队数量也如同发酵的面包一般扩大，目不识丁的“野人”没受过贵族化教育，便将贵族那一套文质彬彬的“军礼”撇到一边。其次是战争宗旨变了。春秋晚期，兼并成为潮流，在争夺土地、劫掠财富和人力资源的兼并战争中，卑鄙手段盛行。三是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变了。随着步兵的重新崛起，地形条件的变化，以前那种排兵布阵的方式过时了，“军礼”当然要退出历史舞台。

　　《孙子兵法》的诞生，正是这种时代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