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确立“奇正”这一范畴后，后世兵家无不将其奉为圭臬，广为沿用和阐述。如《孙膑兵法》说“形以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尉缭子》说“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李卫公问对》中提出：“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李卫公问对》中的理论比孙子的“奇正”理论更全面，更深刻，但它依旧是祖述和发展《孙子》的逻辑结果。

　　理解和运用“奇正”，关键在于“造势”和“任势”，即积极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性，使己方的军事潜能得到最佳的凝聚和施展，掌握作战的主动权，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即所谓“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在此基础上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造势”和“任势”是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关键，但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把捏分寸，是更为重要的事情。孙子也考虑过如何使“造势”和“任势”恰到好处，即正确处理“势”与“节”的关系，尽可能以“节”去制“势”。孙子认为，“势”与“节”两者相辅相成，有“势”而无“节”，不能发其机，“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有“节”而无“势”，则不能逞其威，“龙游浅水受虾戏，虎落平阳遭犬欺”。“势”要险，即应该快速、突然、迅猛；“节”要短，即应该近距离发起最猛烈的攻击。只有做到节量远近，掌握时机，才能充分发挥“势”的强大威力，真正拥有“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场主动地位。

　　孙子谈“势”与“节”，本质上是追求积极造势与把握分寸的有机统一，是一个如何掌控“度”的问题。孙子指出，以偏概全、以长饰短是用兵大忌。他说：“必死，可杀也；必生，可擒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其实，勇于牺牲，善于保全，同仇敌忾，廉洁自律，爱护民众等等，本来都是身为将帅者应该具备的优良品德，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可是一旦失去节制，性质就会转化，走向事物的反面，成为“覆军杀将”悲剧的起因，所谓“真理越过一步，便成了谬误”。

　　“造势”和“任势”的主要手段，在于巧妙“示形”，机智“动敌”，即用谋略去迷惑欺骗敌人，调动控制敌人，达到消灭敌人、保全自己的目的。这是孙子在本篇中想要告诉我们的第三层意思。

　　战场上两军对垒，生死相搏，敌我双方在主观上都没有例外地致力于“造势”和“任势”，但是谁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就看谁能够真正广施权变，示形动敌，出奇制胜。

　　“兵者诡道”，“兵以诈立”，这时候如果同敌人讲什么信义，比什么道德，说什么仁慈，那么只能自己吃亏，丧师辱国。打仗时，敌我双方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从而确保自己招招占先。孙子把这种四两拨千斤、乾坤大挪移的绝招，概括为“示形动敌”。

　　所谓“示形”，就是伪装和欺骗，即隐蔽真相，制造假象，让敌人乖乖地中计上当。所谓“动敌”，就是实施机动，调动敌人。这用孙子自己的话说，便是“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在这里，“示形”是“动敌”的前提和基础；而“动敌”则是“示形”的最佳效果。很显然，成功的机动是“造势”、“任势”的中心环节，它的目的在于创造和利用敌人的过失或弱点，积极争取主动，形成优势地位。

　　孙子指出，示形动敌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做到组织编制严整，将士素质优良，整体实力强大，即所谓“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胜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前提条件，军队欺敌误敌、实施机动才有可靠的保障。在此基础上，指挥员发挥主观能动性，制造假象迷惑敌人，施以诱饵调动敌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伺机攻击敌人，“以此动之，以卒待之”，从而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值得指出的是，《老子》曾说过：“将欲夺之，必先予之。”孙子的示形方法与《老子》之言颇有相通之处，这表明孙子军事思想的形成，乃是借鉴汲取前人思想精华的结果。

　　总之，孙子认为用兵打仗是比谁心肠黑、脸皮厚、手段毒的生死较量，只有掌握了“奇正”的变化，具备了“造势”、“任势”的条件；又合理拿捏住“势”与“节”的分寸，具备了“造势”、“任势”的尺度；再做到阴损毒辣的“示形动敌”，具备了“造势”、“任势”的手段，“造势”、“任势”才算是呼之欲出，有利的作战态势才算是基本形成，战场上的主动权才算是大致到手。这时才可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同敌人一决雌雄，这就是所谓的“转圆石于千仞之山”，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谁拿你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