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胜”战略具有两个层次。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它固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梯，但它对物质和文化的毁耗、对生命的吞噬等严重后果也同样显而易见。所以，历史上真正伟大的军事家都致力于在实现战略目标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伤亡和损失，兵圣孙武就是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他所找到的道路即所谓“全胜”理论，提出的方案便是“必以全争于天下”，做到“兵不顿而利可全”。

　　从全篇文字来看，“全胜”思想包含两个主要层次，一是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二是在不得已而用兵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损失，实现破中之全。前者是高层次的“全胜”，后者则是相对低层次的“全胜”，两者相互弥补，相得益彰。

　　孙子指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他看来，所谓“百战百胜”，只是表面热闹，却并非用兵打仗的上乘境界，惟有“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战争指导者所应该追求的目标。高明的战略家应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通过高明的谋略算计敌人，摧毁敌人的抵抗意志，不经过战场交锋就使对手屈膝投降，从而实现战略上的“全胜”。在孙子看来，推行“全胜”战略是必然的。对己方来说，这样代价最小；对敌方来说，反抗最少；对百姓来说，遭灾最少；对天下来说，获利最大，故而是最佳选择。

　　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对后世兵家的影响非常深远。如《六韬》就一再宣扬“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尉缭子》说“敌国可不战而服”，《太白阴经》、《百战奇法》等典籍也有大同小异的说法。

　　从战史上来看，这种“上战无与战”的现象也曾存在过。仅在先秦两汉时期，就有墨子救宋不以兵革、烛之武劝退秦师等典故。可见，战争固然是铁血交锋，但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政治、外交斗争，仍有可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显然，孙子的“全胜”战略思想并不缺乏佐证，有人将其斥为“主观唯心主义”大加鞭挞，是有失公正的。

　　不过，虽说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具有合理成分，但在现实中却难以实现。一般而言，只有在一方处于绝对优势，另一方处于绝对劣势，而处于绝对劣势的一方又由于各种原因丧失抵抗意志的情况下，“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有可能变成现实。换句话说，与“困兽犹斗”、“狗急跳墙”现象相比，“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情况毕竟十分罕见。

　　孙子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他更注重从实际出发，立足于高明的作战指导，通过战场拼杀去争取胜利。当然，这种胜利的出发点也完全建立在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的基础上，即所谓“以破求全”。决不能鲁莽行事，打“糊涂仗”。这显然是孙子“全胜”战略思想的第二个层次，与前一个层次相比，它更具有可操作性。

　　如果说，实现高层次的“全胜”须依靠“伐谋”（跟敌人拼智慧、斗计谋，让对手甘拜下风）和“伐交”（向敌人显实力、展威风，让对手知难而退），那么，实现较低层次的“全胜”便主要靠“伐兵”（在野外旷地上拼个你死我活），在没有其他招数的情况下也不排斥“攻城”。当然，这种“伐兵”与“攻城”，绝不是鲁莽进攻，死打硬拼，而是依靠智谋奇计，以巧求胜。为此，孙子在本篇中独具匠心地提出了一整套战术运用方针：拥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就包围敌人，拥有五倍于敌的兵力就进攻敌人，拥有两倍于敌的兵力就分割敌人，兵力与敌人相当就要努力抗击敌人，兵力少于敌人就要设法摆脱敌人，实力弱于敌人就要努力避免决战。总之，要根据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根本原则，针对敌我兵力对比不同而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分别主客，指画攻守”。

　　这样一来，孙子的“全胜”战略思想得以系统化和具体化：一方面确立了崇高的理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另一方面落实了军事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十围、五攻、倍分、敌战、少逃、不若避”。两者互为弥补，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必以全争于天下”的宗旨。由此可见，孙子已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了最好的平衡点与结合点。

　　应该说，孙子思想体系中“全胜”战略的两个层次相辅相成，合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一直以来，中国人在处理问题时，都习惯于将理想追求与实际操作区分开来，既确定最高的标准，用以弘扬己之理想，这就是所谓“取法其上”；又立足于具体的目标，用以躬践实行，这就是所谓“得乎其中”。前者只是说的，主要用来作姿态给外界看；后者才是做的，主要用来满足自己心灵的真正渴求。譬如孔老夫子，他虽然主张“祖述尧舜”，但真正用力处却在于“宪章文武”。又如诸葛亮，表面上致力于“兴复汉室，再造一统”，真正要做和能做的，是尽可能维系偏处一隅的蜀汉政权。兵圣孙武，也不例外。他积极倡导“不战而屈人之兵”、“必以全争于天下”，但最重视的却是如何用兵打仗。换句话说，对孙子而言，“兵不顿而利可全”只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致人而不致于人”、夺取作战主动权，才是现实，才是其兵学的旨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