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的“诡道十二法”几乎条条都可以找到具体的战例验证。这正是它们为后人所推崇的缘由。汉高祖刘邦当年之所以有平城之围，就是由于匈奴冒顿单于巧妙实施“能而示之不能”策略的结果。冒顿单于故意派遣一些老弱士兵在前线作无力抵抗状，让刘邦轻意冒进，最终被包围于白登山，差一点全军覆没。三国时期吕蒙之所以能白衣渡江，从蜀汉大将关羽的手中夺回战略要地荆州，也是因为他高明地运用了“用而示之不用”之计。针对刘备的久“借”不还，东吴军事统帅吕蒙想出毒招：自己称病告退，让年轻将领陆逊替代。陆逊用卑辞麻痹关羽，使他放心地统率大军去和曹军争夺襄樊，造成荆州防备空虚，吕蒙随即派主力偷袭，攻陷荆州，并趁关羽慌忙回师之际实施伏击，一举歼灭关羽主力。其他例子还有很多，如韩信在楚汉战争中“木罂渡河”，兵出临晋，擒获魏王豹，平定魏地，是“远而示之近”原则的诠释；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在笠泽之战中，两翼佯动，中路突破，声东击西，大破吴军，是“近而示之远”原则的注脚；汉军激将楚将曹咎，再夺成皋，属于“卑而骄之”；曹操抹书间韩遂，拆散他与马超的同盟，属于“亲而离之”。凡此种种，足证孙子的军事欺骗术是屡试不爽的作战法宝。

　　“兵之变化，固非一道”，因敌变化，随机制敌，永远是高明的战争指导者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倘若不懂这一道理，那么即便是遍读天下兵书，也终究是纸上谈兵。历史上赵括、马谡之流丧师辱身，贻笑天下，就是显著的例子。运用孙子“诡道十二法”的奥秘也是一样。战争中离不开军事欺骗的道理也许人人都懂，关键在于骗术高明与否。这种高明无法用言辞来描摹和说明，所谓“上骗不言骗”。不过总的精神可以着眼于：第一，不能重复，切忌依样画葫芦，所谓“一之为甚，其可再乎”。第二，新奇怪诞，防不胜防，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第三，顺藤摸瓜，请君入瓮，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第四，逆向思维，反常为常，所谓“出乎意表，合乎其理”。按上述四个思路去设局，势必能“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由于孙子“诡道十二法”的作战指导思想符合战争活动的内在规律，在实战中一再获得验证，因此为后世兵家奉为圭臬。他们沿着孙子开辟的道路前进，从各方面深化了“诡道十二法”的思想。著名的《三十六计》可谓是集各类“诡道”于一体的大成之作。这部民国年间出现于书摊、但有可能是明末清初成书的兵书，从头到尾，谈的就是一个“骗”字。它招招阴损，计计险恶，目的都是引诱敌人上当受骗，而自己则趁此机会一招制敌。这只要看看它的计策名目便可以一目了然：什么“瞒天过海”、“无中生有”、“笑里藏刀”，什么“欲擒故纵”、“浑水摸鱼”、“偷梁换柱”、“上屋抽梯”，统统都是欺骗敌人的高招。可见孙子的衣钵真是代有承继，“吾道不孤”。然而，“诡道”毕竟是作为“道德”的对立面出现的，一味推崇“诡道”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倘若将它不分青红皂白推广到非军事领域，必定会导致君子稀少、小人成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