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的“汉中对”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楚汉战争爆发前夕，僻处汉中、巴蜀一隅的刘邦处于战略上的劣势地位，如何摆脱被动，扭转颓势，是刘邦的最大心事。正在他计无所出、进退维谷的困难时期，韩信给他送上了一剂良药，这就是著名的“汉中对”。韩信为刘邦全面计算了军事斗争的得失和前景，透彻分析了楚汉双方的战略态势。他指出，项羽虽然“勇悍仁强”，但他的“勇”是只知冲冲杀杀的匹夫之勇，他的“仁”是婆婆妈妈的“妇人之仁”，他的“强”是没有根基、单凭暴力的“强”。所谓强大，只不过是表面现象，他骨子里其实虚弱得很。反观刘邦，只要能反项羽之道而行之，任用天下的英雄豪杰，厚待重赏功臣宿将，利用麾下汉军将士渴望东归故土的心理，并凭借“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得到民众拥戴的优势，就可以平定关中地区，占据战略重地，进而逐鹿中原，得志于天下。韩信的建议让刘邦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经过数年的血腥征战，刘邦终于转弱为强，最终大破楚军于垓下，夺取了楚汉战争的胜利。从韩信的观点可以看出，孙子“多算胜，少算不胜”的论断，不愧为至理名言。

　　常言道，好的开始只是成功的一半，“算计”精明，“算计”正确，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可能性，然而可能性毕竟不等于现实，要使它真正转化为现实，就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一切方法，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这个方法就是孙子所说的“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说白了便是“骗”。

　　在孙子看来，战争说到底是敌对双方比试“骗术”的过程，会骗的打败不会骗的，大骗子战胜小骗子，骗术越是高明，骗法越是多样，就越是拥有赢的把握，越能成为胜利的主宰。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战争是血淋淋的杀戮，你不想在战场上做人家的刀下之鬼，你就不能不把那些中看不中用的“仁义道德”搁在一边，施展各种阴损恶毒的骗招。这个手段，孙子把它称作“诡道”。

　　诡道，顾名思义便是“诡诈之道”。这里的“诡”指手段运用的特色：诡秘神奇，阴损绝恶，变幻莫测，杀敌于无形之中，害人于不经意之间。“诈”指手段运用的性质：骗招迭出，诈敌唬人，用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胜利。

　　高明的骗术往往变化多端，即《司马法》所说的“无复先术”，一旦形成固定模式，便容易为对手所识破，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孙子的了不起，就在于他不但确立了使诈行骗的基本原则——“兵者，诡道也”，而且一口气传授给我们十多条使诈行骗的方法，这就是所谓的“诡道十二法”：明明要打你却装出不想打的模样，明明能够打却装出不能打的姿态；要从远处打却装成会从近处打，要从近处动手却装成会从远处下手……总之是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军事欺骗，以假象迷惑对手，造成有利于自己的态势，从而牢牢把握战争主动权。孙子认为用兵打仗追求的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敌人没有防备处发动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时采取行动。要真正理解和掌握其中的精髓并不容易，“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在战场上施展骗术诡道，赢得胜利，就必须自己亲身去实践、去琢磨，甚至做好付出沉重代价的思想准备。

　　孙子亲身经历、参与指挥的吴楚柏举之战，就是实施军事欺骗从而赢得作战胜利的一个典范。从军事实力上讲，楚国具有明显的优势，作战经验也非常丰富。吴国要打败这个强大对手，只能施展军事欺骗，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为最后的战略决战创造条件。这个骗术，就是“用而示之不用”，“能而示之不能”，就是“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伍子胥、孙子等人针对当时楚国军令不一、机动性差等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欺敌误敌的作战策略，把部队分编成三支，轮番骚扰楚国，使楚军疲于奔命，再适时出动主力全面进攻。可以说，“疲楚误楚”的核心就是一个字：“骗”。这种军事欺骗取得了巨大成功，吴军前后六年行施“疲楚误楚”，害得楚军疲于奔命，甚至令楚国的战略决策者形成错觉，误以为吴军仅是“骚扰”而已，放松了应有的警惕。当数万吴国精锐之师越过冥阨、大隧、直轘三关险隘，突然挺进到汉水东岸之时，楚国不得不仓促应战，结果连战连败，溃不成军，国都沦陷，几乎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