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有关战争成败的算法最富正义感，但也天真滑稽。孔子等人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道义，道义的核心是民心向背。要想收拢民心，就要行“仁政”，搞“德治”。这是最强大的精神原子弹，任凭你有快刀利剑，遇上我“仁政”这杆大旗，一定溃不成军！用孟子的话说，便是“以此可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可惜这终究是纸上谈兵，历史上没有依靠空洞的仁义道德打赢战争的事例。宋襄公曾想这么玩上一把，结果倒先把性命赔上了。可见儒家的算法好比“皇帝的新衣”，作谈资可以，如果脑瓜发热较真起来，非出尽洋相不可。

　　法家的算法同儒家相反，最注重力量，最迷信暴力。它的计算公式是，谁农业搞得好，谁就能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有了强大的军队，再以严刑峻法约束将士，用钱财官爵鼓励将士，那么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没有攻不下的城池，没有征服不了的国家。在嗜血成性的法家眼里，战争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是统治国家、稳定秩序、发展实力的捷径，可谓拳头出真理，刀剑定是非。然而法家也有致命伤：它太迷信军事实力，忽略了制约战争的其他要素，如民心向背、政治教化等。所以法家也许能暂时得天下，却终究会因其后患过多而无法长久。

　　孙子的算法与上面各家不同。作为兵家的真正创始人和代表者（姜太公虽被后人尊奉为兵家“本谋”，但他有实践而无理论体系传世，只能算作先驱），孙子的思想最能体现中国人文传统中的理性精神：不懂兵道，不会打仗，人家就会杀上门来欺负你，生命财产难以保全，政权社稷危若累卵。但是，打仗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它意味着鲜血的滚滚流淌、财富的灰飞烟灭，所以孙子必须提出一个既能正视战争现实、又能减轻战争危害的方案。这个方案不同于巫觇祝史的胡乱猜测，也不同于法家的迷信暴力，更不同于儒家的空谈道德，有的只是最普通却又最高明的计算公式。

　　孙子的这个计算公式就是所谓“五事七计”。具体地讲，就是从五个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着眼，通过七个方面的具体比较，对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优劣做出正确估计，在此基础上对战争结果做出比较合乎实际的预测，并据此制定自己这一方的战略决策，这叫做“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要素，孙子概括为道、天、地、将、法。“道”是政治条件，意思是使高居庙堂的统治者和身处草莽的老百姓达成共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至少也要做到老百姓不与统治者唱反调。“天”与“地”，都是讲战争的自然环境，军队拥有良好的天时、地理条件，则有利于把握住战场的主动权。“将”，是军队的统帅问题，将帅作为一支军队的灵魂，其素质才能直接关系着军队战斗力的发挥，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所以将帅理所当然地成为衡量双方实力、预测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法”同样十分重要。合理的编制，适宜的赏罚，是军队不可缺少的要素。孙子把健全军队法制看做克敌制胜的基本保证。

　　近代普鲁士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不朽著作《战争论》中，曾把“决定战斗的运用的战略要素”区分为“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孙子的“五事”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克氏所列举的战略诸要素，进入了宏观的大战略思维层次，树立了全局意识。美国著名战略学家柯林斯曾指出：大战略是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如果单凭武力那将是十分愚蠢的。只有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外交、社会等各方面全方位地配合，并有机结合才能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孙子的“五事”衡量法，说到底就是一门正确运用“国家力量”的艺术和科学，立足于军事，又不局限于军事，而是综合考虑道、天、地、将、法等因素，是综合能力的一种凝聚和归纳。“不足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孙子的“五事”，正是用全局的观点来参与预测战争这种残酷的游戏。

　　如果说“五事”的重心在于战前全面了解敌我双方基本战略要素，那么“七计”就是对这些战略要素进行优劣比较和周密考察：“较之以计而索其情”。看看究竟哪一方君主政治更清明？哪一方将帅素质更优秀更有才？哪一方拥有天时地利？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更精良？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骁勇善战？哪一方赏罚分明？孙子以此正确估量敌我双方的态势，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

　　从历史上的战争实践来看，孙子“五事七计”、预见胜负的战略运筹思想，的确是定谋决策、用兵打仗的客观基础，这可以举出无数个具体战略决策的例子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