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绪言

杜甫诗[电子书]

  于此,我们应该注意一个和杜甫生活最有关系的人——就是严武。严武是开元名相姚崇门下士挺之之子。八岁时尝手刃父妾。安禄山之乱,从玄宗入蜀,至德初,赴肃宗行在,房琯以其名臣之子荐为给事中。及收京,为京兆尹,坐琯事贬巴州刺史。久之,迁东川节度使。及剑南合为一道,以成都尹擢为剑南节度使。杜甫出为华州司功,武同时亦贬巴州。而甫居成都之时,亦适武持节剑南之日。

  杜甫为武父挺之之故人,与武并被认为房琯之党。当其同客成都,常互有酬答,武亦尝访甫于草堂。一个是飘泊流寓的贫寒诗人,一个是雄镇一方的持节大吏。今得客地相依,非不是一种安慰。但不久,武被召还京,甫直送他到离绵州(四川绵阳)三十里的奉济驿。我们读他的“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之句,那一种黯然惜别的情绪,直传入读者的心灵。

  未几,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以兵守要害拒严武,武至九月尚不得出巴。其时,杜甫因避难入梓州(四川三台),冬复至成都迎家入梓。十一月,往射洪之南的通泉。次年(广德元年)春,他由梓州赴汉州(广汉),秋往阆州(阆中),冬末复回梓州。他这样辗转飘泊了两年,而念念不忘的,只是一个成都草堂。因为他居成都虽不久,而那草堂是他亲手一草一木经营起来的,所以不啻是第二故乡了。是年十月,吐蕃入寇,代宗出奔陕州,长安遂陷。他闻信之下,当然又有一番愤慨——我们看“西京疲百战,北阙任群凶;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之句就可知了。是岁补京兆功曹,不赴。

  次年(广德二年)春,复由梓州移家往阆州,会严武再镇剑南,遂于春末携家由阆返成都。他此次复归草堂的情景是:

  “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里喜我归,沽酒携胡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

  诗中洋溢着当时那种高兴的心情。

  六月,入严武幕,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鲱鱼袋。但杜甫的境况,并不因此改善,我们读《王录事许修草堂赀不到:聊小诘》一绝句便是证据。

  而且他此次与严武相处,和前次的情形不同:因为前次两人只有故旧的关系,所以惟有诗酒相酬,情谊因而单纯深笃。此次却已变成了长官和僚属的关系,形迹上当然就不免有些障隔。加以“武在蜀放肆……慢倨不为礼”,甫亦“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我们虽不必相信史家所说严武性情如何暴急,尝欲杀甫,其母奔救得止之事。但可推想两人俱负才气,各不相下,是有的。所以杜甫对于严武虽说愿意“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却总以为“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加以他看出同僚中对他妒忌,不免有“当面输心背面笑”的态度,故不过七个月的相处,他更决然地辞幕而归了。但他对于严武的友谊并未因此减损:他仍愿跟他“把酒……深酌,题诗……细论”,而不幸的是严武不久即逝世,这当然又是给他的一个非常重的打击。

  严武逝世的次月,他就离草堂南下,本意欲往荆楚,先至戎州(四川宜宾),旋至渝州(重庆),六月至忠州(忠县)。于此,始闻高适的死耗,又于此,哭严武的归榇。此时房琯已先卒,房和高适、严武,都是杜甫生平最为知遇之人,今两人亦相继亡去,单剩我们这位五十四岁的诗人,当然不免要起孤零之感了。

  同年秋,他从渝州至云安(云阳)居之。是时当严武死后,蜀中坐镇乏人,因复陷于纷乱的状态。

  “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乃是当时的实况。他因而觉得云安亦非久居之地,便于次年(大历元年)春间东下夔州(奉节)居之。夔州是历史上著名的地方,有后汉公孙述的白帝城,三国诸葛亮的八阵图等遗迹。他于此慷慨怀古,所作颇富。例如《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后二题本编未选),都是此期的重要作品。黄山谷谓“少陵夔州以后诗,不烦绳削而自合”,盖言其诗至老而更成熟也。

  他在夔州不过二年,而迁居凡四次:大历元年秋,寓居西阁;次年(大历二年)春,迁赤甲;三月,迁瀼西,秋迁东屯;未几,复自东屯归瀼西。在这样搬迁移徙的当中,他却颇享受些田园生活的乐趣。他彼时的环境是——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园。碧溪摇艇阔,朱果烂枝繁。始为江山静,终防市井喧。畦蔬绕茅屋,自足媚盘餐。”

  他彼时的工作是——

  “长夏无所为,客居课奴仆。清晨饭其腹,持斧入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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