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商业也兴旺发达起来。当时的思想家荀子形容货物流通的情形说，北方的马和狗，南方的象牙和犀皮，东方的海鱼和海盐，西方的皮革和毛织品，中原市场上都能买到。住在水泽地带的人可以得到木材，住在山上的人可以得到水产，农民不动刀斧、不去制陶冶铁可以得到器械，工人商人不种田可以得到粮食。从荀子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各地区交易频繁，商业活动已经很兴旺。在春秋末期，越国政治家范蠡弃官经商，成了有名的富商。还有人靠经商发了大财，如大商人白圭、猗顿、郭纵等，富裕程度可与王侯相比。

白圭，原是周人。后来到魏国，做了魏惠王的大臣。他善于治水，是个水利专家；同时，他也很会做生意，总结了一套经商致富的理论。

他的经商理论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例如，在粮食丰收大量上市的季节，农民都希望把多余的粮食卖掉，这时粮价下跌，就尽量购进粮食。在荒年或青黄不接时，老百姓急需粮食，粮价上涨，就把粮食卖出去。在具体做法上，白圭也有自己的一套。他认为经商一定要节约开支，要有刻苦耐劳精神。追逐做生意的机会，要如猛虎下山，不顾一切。他说：“我做生意，就像伊尹、吕尚运用谋略，孙子、吴起指挥军队，商鞅进行变法一样。”他还强调，经商必须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智”就是善于权变，掌握灵活性；“勇”就是善于当机立断，不能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仁”就是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精神；“强”就是要有等待时机的耐心。白圭的经商之道很受商人推崇，被尊奉为商人的祖师。

商品贸易的发展，也加速了城市的发展和繁荣。

我国的城市出现很早，但直到春秋前期规模仍然不大，人口也不多。那时受奴隶社会等级制度的严格限制，各诸侯国的都城周围边长不过九百丈，卿大夫的都邑只有诸侯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九分之一。如果超过了限度，就是一种僭越行为。城市范围小，居住人口自然不多。一般都邑通常仅百来户，多则上千家，最多也不过三千户左右。

到战国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那时方圆千丈，居住上万户的城市已很普遍。特别是出现了像齐国的临淄、楚国的郢那样很有名的大都市。

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是齐都。据当时人说，城里居住有七万户，其中壮年男子达二十一万多人。城内店铺鳞次栉比，大街上马车川流不息，车轮的轴常常互相撞击，行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若将行人的衣襟连起来，可像帷帐一样，把城市围住；将袖子举起来，则如幕布一般，把城市遮盖。拥挤的行人汗流浃背，若众人将汗水一挥，便如下雨一般。这些形容难免有些夸张，但多少反映了当时临淄城的繁华景象。

据考古发掘，临淄城由大小两座相互连接的城组成，总周长达四十余里。城内有整齐的道路和统一的排水设施，城外有护城河。城内还发现有许多冶铁、炼铜、铸币、制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

郢（今湖北荆州市江陵纪南城）是楚国的都城。该城周长有三十多里。据当时人说，这个城市非常热闹。城内宽阔整齐的街道上，车辆行人拥挤不堪。轮轴常常互相牵挂在一起，无法动弹，以致交通堵塞。行人挤来挤去，若早上穿一件新衣上街，到晚上回家时便被挤磨破了。

除了临淄、郢以外，燕国的涿、蓟，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韩国的荥阳，宋国的定陶，东周的洛阳等，也都是出名的都市。这些城市地处交通枢纽，是商品贸易的中心和货物的集散地，商业贸易活动都很发达。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商业贸易最早的繁荣时期。

春秋以后，井田制逐步瓦解。到了战国时代，由于便用了铁制农具，生产力迅速发展，有些贵族利用奴隶的剩余劳力，大量开垦荒地，成为自己的私田，还有些逃亡的奴隶或自耕农也私自开荒。这样，私田便越来越多。由于商业的发展，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了。秦国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即田间小路）”，“任民所耕，不限多少”，彻底改革了土地制度。各国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改革。从此以后土地私有制便正式确立下来。这一巨大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阶级关系也随着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奴隶主贵族一天天没落，新兴地主阶级不断成长壮大，奴隶则逐渐转化为佃农、雇农，有一部分流浪到城市，成为城市贫民。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的大量形成，跟着也出现了商人和手工业者，这就是市民。当然这时候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奴隶，但是他们在生产中已经不占主要地位。总之，这是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是新兴地主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