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基础和人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这种变动也在思想文化方面反映出来。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对于剧烈的社会动荡都在进行各自的分析，努力作出自己的解释，提出治世的药方，批驳别人的思想和主张。一时间，各种学派如雨后春笋，纷纷兴起，各抒己见，互相争辩，尤为活跃。史书上将这种生动活泼的局面称为“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之“百”，并非实数，而是形容各种学派数目之多。实际上，当时较为重要的只有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此外，还有兵家、农家、纵横家、杂家等等。如此之多的思想家，研究的是同一对象——他们所处的动乱社会。但是由于各人的立场和处世态度不同，他们的主张也就各不相同。有的互相对立，有的大同小异。

儒家的创始人是春秋末期的孔子。他主张恢复西周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人们的言行要符合等级名分。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到了战国时代，孟轲(约前390—前305年)继承和发挥了孔子的学说。他讲究“仁义”，而且特别强调“义”，把它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违背了“义”，就连国君也可以反对。这在当时是大胆的主张。孟轲被人尊称为孟子，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者。后来，人们将儒家学说又称为“孔孟之道”。儒家学说对统治者巩固政权有很大用处，所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孟子最受今人批评的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两句话，它源于孟子批评农家许行时所说。许行亲自躬耕种田，而且认为“贤者”必须“种粟而后食"。孟子问他的信徒陈相，许行所穿衣服的布，所戴的帽子，所用的锅子以及农具，是否自织自造。陈相回答说，都是用粮食换来的。孟子据此而主张，社会应有分工，不能人人都去种田。他的社会分工思想后来成为统治者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理论依据。

孟子曾率数百名学生及随从，分乘数十辆车子到宋、魏（梁）、滕、齐等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却未被各国诸侯采用。他大约于公元前322年游说梁惠王。那时魏的国势已渐趋衰弱，惠王对孟子所讲的仁政听不进去，只记恨对秦、齐战争的失败。惠王死后，其子襄王嗣位。襄王问孟子：“天下怎样才得安定？”孟子答：“定于一。”襄王又问：“谁能统一天下？”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均见《孟子·梁惠王上》)襄王是个“望之不似人君”者，他对孟子之言如何想法，不得而知。当时闻此言者，大多觉得太迂。但当我们在后面看了秦能统一而不能保护统一，项羽纵横无敌，所过屠灭，终于无成，便可知孟子所言的深远意义。孟子对魏襄王不抱希望，便离魏赴齐。他对齐宣王一度抱有希望，最后终于失望而去。其实也不能怪这些国君，当时形势需要的是富国强兵之术，孟子不会这一套，自然不受欢迎。

儒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是荀子(约前313—前238年)，即荀况。荀子虽是儒家，可是跟孟子的思想不一样。他批判地总结儒、墨、道、法各家的观点，吸取各家的长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成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主张变革，又提出人能掌握自然规律并利用它的唯物主义思想。荀子是战国时期最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又是国家统一进步的支持者。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

荀子主张“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相悖。他认为，人生下来便有各种要求和欲望，如饿了要吃，冷了要穿衣服，劳累了想休息。平时喜欢得到利益，而讨厌有害于自己的事情。因此，人的本性是恶的。若让这种恶的欲望发展下去，便会发生争斗、掠夺、残害、淫乱等行为。荀子主张要用“礼义”去约束、节制恶性，以培养善性。在学习上，他提出“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的观点（均见《荀子·劝学》），都很有价值。荀子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一观点后来成为唐太宗的治国思想之一。荀子主张统治者不应挥霍浪费，要减轻赋税，使人民生活有所保障，这样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法家的学说同儒家不同，代表人物韩非（约前280—前233年）反对儒家提倡的“礼”和“仁”，认为那是行不通的。在他看来，社会的动乱是法制松弛所致，所以他主张“法治”，即由政府颁布一定的法令和制度，不论高低贵贱，人人都得遵守。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即使王公贵族犯法，也要同老百姓一样治罪。这样，人们有所畏惧和遵循，坏事就可以减少。除“法”以外，他还劝君主要讲“术”和“势”。所谓“术”，就是要有一套驾驭臣子的权术；“势”，是保持国君的权势。这些都是为了加强君主集权。所以那些改革的政治家都赞成法家学说。秦王嬴政重用李斯，也特别欣赏韩非，并且还召见了他。韩非因引起李斯嫉妒，后在狱中遇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