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前期，各大国之间彼此兼并，弱肉强食，因为一时的利害关系互相拉拢或排斥的外交活动非常频繁。商鞅变法后，秦国开始强大起来，天下局势便出现了较大的变化。那时的东方六国已逐渐感到了秦国的威胁，因此觉得有进一步团结起来共同对付秦国的必要。这种“合众弱以攻一强”的政策，叫做“合纵”。那时的秦国便考虑怎样破坏六国联合，拉拢其中的几个国家，进攻另外的几个国家，以便最后达到全部灭亡它们的目的。这种“事一强以攻众弱”的政策，叫做“连横”。合纵与连横的斗争长期而复杂，中间反复多次。合纵得好，六国团结紧密，就可以把秦国限制在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西南，是秦国和东方六国的分界线）以内；合纵不好，六国自身矛盾多，常受到秦国的破坏，结果就会被秦一一消灭。

马陵之战后，魏国的力量削弱，经过改革后的东方齐国与西方秦国强大起来。秦国不断举兵东进，魏、赵、韩等国深感威胁。齐国这时正图称霸东方，企图滞阻秦人东进。于是，以齐、秦两强为首的各大国之间，为了保卫国土和扩张地盘，除了进行残酷的军事斗争外，合纵与连横的外交斗争也激烈而复杂。魏国为了东山再起，与齐国结盟，两国在徐州会盟后，关东各国逐渐形成合纵的形势。秦国感到对自己不利，秦惠王听从张仪的建议，决定首先争取魏国，解散合纵。

公元前332年，秦派张仪到魏活动。在张仪的游说下，魏襄王以张仪为相。张仪劝魏王背弃齐、楚而事秦。魏王不听，秦就施加压力以兵伐魏，又大破韩军，斩首八万级。魏迫于压力，只得与秦连横。

秦魏连横，对关东各国带来非常严重的威胁。公元前319年，齐、楚、韩、赵、燕五国支持公孙衍进行合纵活动，魏在五国支持下赶走张仪，任公孙衍为相，合魏、楚、燕、赵、韩五国之兵伐秦，推楚怀王为纵长。但楚、燕并不热心。公元前317年合纵联军进至函谷关，被秦军打败，合纵瓦解。接着秦对魏、韩连年用兵，魏国河东的焦(今河南三门峡市西)与曲沃尽归秦手。魏、韩又被迫屈从于秦，形成秦、魏、韩三国连横的局面。齐国为了防止秦国进攻，便与楚联合抗秦。

秦对三晋取胜，便转而解决后方问题，于公元前316年，乘蜀、巴两国交战之机，举兵灭巴、蜀。公元前314年，又大败义渠（今甘肃宁夏一带少数民族政权），攻取二十五城。从此，秦解除了后顾之忧，疆土进一步扩大。

当秦在西方扩张的时候，齐国也乘机在东方扩张自己的势力。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燕王哙禅让王位给国相子之引起内乱之机，发大兵攻燕，历时五十天攻下燕都，杀燕相子之，诸侯为之惊惧。但不久因齐军残暴杀掠，遭到燕人坚决反抗，齐被迫撤兵。齐又与楚加强联盟，巩固自己在诸侯中的地位。

这时齐与楚两国合纵，秦与魏、韩连横，形成两大对立集团。秦为了破坏齐、楚联盟，孤立齐国，便派张仪至楚，游说楚怀王。

当时楚国的政治家、也是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在坚持楚、齐两国团结方面曾起过重大的作用。屈原也像战国时期所有的进步人物一样，主张进行政治改革。起初，楚怀王是信任他的，但是仍旧占据着主要的统治地位的旧贵族们既害怕政治改革也反对联齐，他们千方百计地排挤和打击屈原。在政治圈子内，屈原受到孤立，处于“众醉独醒”的境地。屈原的内心里不断涌起汹涌的波涛。他知道如果他要保持富贵，只能和这些官僚们同流合污；如果他要坚持正确的道路，就不免粉身碎骨。在国家和个人利益的矛盾中，他找到了结论，庄严地宣布：如果我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虽然死上九回也决不回头。

楚怀王始终是贪婪而愚蠢的。秦国的外交手段却尽纵横捭阖之能事。秦派能言善辩的“舌士”张仪前来说服怀王，只要楚国和齐国绝交，秦愿割六百里的土地给楚。这分明是个圈套，怀王却认为是难得的机会，果真鲁莽而轻率地和齐绝交了。等到怀王去索取土地的时候，张仪却回答说他只答应过割地六里，没有讲过什么六百里的话。楚怀王大怒，发兵攻秦，又遭到惨败，十万人马仅剩二万。此时，应当是楚怀王吸取教训，再次重用屈原、彻底整顿政治、调整楚齐关系的时候，但怀王竟愚蠢到这样一种地步，他又轻信了张仪第二次的花言巧语，被诱到秦国去成为秦的俘虏，结果身死秦国。

在一首题为《离骚》的长诗中，屈原沉痛地叙述了楚怀王的失策以及他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曲折经过。他愤怒地控诉了那些只贪图个人富贵而使国家蒙受损失和屈辱的小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