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登汉姆 1939》是以色列当代著名犹太作家阿哈隆-阿佩费尔德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阿哈隆-阿佩费尔德1932年出生于欧洲中部地区布科维纳的切尔诺维策，他的童年时期正值纳粹势力泛滥欧洲之际，亲人被纳粹杀害，自己被关进了劳动集中营，那时他才九岁；侥幸逃离集中营后，又流浪了三年，1944年苏联红军把他带到了乌克兰，后来他和一群流浪儿取道意大利，去了巴勒斯坦。他在以色列当兵、退伍、接受教育并成家立业，然后在比尔谢巴的本-古里安大学教授希伯莱文学，先后用希伯莱文发表了许多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集，获得过包括以色列国家图书奖在内的许多奖项，成了世界知名的犹太作家。《巴登汉姆 1939》（1979年出版，1980年出英文版）是他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小说。

描绘二战中犹太人的悲惨经历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因为它背负着太多的历史责任，但这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尤其对阿佩费尔德这样一个有着亲身经历的作家，更是处在痛苦的矛盾之中。不过，他没有直接描写大屠杀的血腥场面，而是选取了1939年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的一个事件：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将要把奥地利境内的一大批犹太人驱逐出境、遣返波兰，而这批人大多都是改宗的，已经同化于欧洲文化的犹太人。他们在没有丝毫察觉的情况下就被隔绝在一个边境小镇里了。阿佩菲尔德把这一事件的过程，以及所涉及到的人物的种种思想活动和他们被隔绝的生活作为小说的题材。在反犹排犹和战争阴云的笼罩下，天真、善良的人们往往看不清事实的真相，他们为政府种种不合理的举动寻找合理的解释，以便自我安慰，直到灾难发生的前一刻他们还蒙在鼓里。这是小人物在面对历史性灾难时表现出来的软弱无力和无可奈何，这既是作者的沉痛经验，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小说把犹太人在二战中的命运作为一个始终没有揭开的悬念设置在故事当中，围绕着这个悬念来刻划被奥地利政府隔离在巴登汉姆的各色犹太人，他们悲剧命运的前兆在小说中只表现为被隔离和将被迁移到波兰这两件事上，如何看待这两件事反映了每个犹太人对命运的不同看法和他们各自的性格。乐团经理帕彭汉姆博士总是自欺欺人，临到被塞进一辆破卡车时还不忘调侃一下：“车子这么脏，说明我们肯定不用走多远。”这真是绝妙的讽刺，死到临头，还要自我安慰，与阿Q有异曲同工之妙。萨米茨基、弗洛-祖伯布里特和特露德则为能回波兰而“欢欣鼓舞”。卡尔在此期间变得愤世嫉俗。弗洛-米尔鲍姆和朗曼博士自视清高，认为政府把自己等同于其他犹太人是一种羞辱。如果说福什德教授是个书呆子，那么门德尔鲍姆则是个音乐呆子，他们对自己的命运豪不关心，也毫无知觉。点心铺老板把被隔离和迁移到波兰归咎于巴登汉姆的世风日下，他和那位拉比一样都对犹太人的命运疑惧重重。他们是正统的信教的犹太人代表，他们的看法代表了犹太宗教中的赎罪观念，与上述已经被欧洲文化同化了的犹太人的思想截然不同。拉比指责巴登汉姆的犹太人不守戒律、不忏悔，必定会受到惩罚。其实呢，拉比在这里把人们看作了迷途的羔羊，犹太人即将面临的大屠杀是上帝的惩罚。拉比说的是意第绪语和希伯莱语的混合体，谁也听不懂他那些睿智的话，这暗示着犹太人迷醉于世俗生活，忘记了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