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登汉姆 1939》是以色列著名犹太作家阿哈隆-阿佩尔费尔德的成名作。阿哈隆-阿佩尔费尔德1932年出生于欧洲中部地区布科维纳的采诺维兹，他的童年时期正值纳粹势力横行欧洲之际，母亲被纳粹杀害，自己也被关进了劳动集中营，不久就他就设法逃跑了，那时他才八岁。在森林中流浪了三年后，苏联红军把他带到了乌克兰，后来他取道去了意大利。1946年他来到巴勒斯坦，成为以色列军队的一名退伍老兵，并在此成家立业。他在巴勒斯坦中部的比尔谢巴的本-古里安大学教授希伯莱文学，先后用希伯莱文发表了许多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集。《巴登汉姆 1939》是他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小说。

描绘二战中犹太人的悲惨经历对犹太人本身而言是一件痛苦的事，它背负着太多的历史重负，但是这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尤其对阿哈隆-阿佩尔费尔德这样有着亲身经历的人，更是处在痛苦的矛盾之中。他没有直接描写大屠杀的惨剧，而是选取了1939年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奥地利境内的犹太人被驱逐出境的过程中，他们的种种思想、疑虑和他们的生活作为小说的题材。在反犹和战争阴云的笼罩下，天真、善良的人们总是看不清事实的真相，或是不愿看清它。他们为政府种种不合理的举动寻找合理的解释，以便自我安慰，直到灾难发生的前一刻他们还蒙在鼓里。这是小人物在历史大事件之前的软弱、无奈和微不足道，是作者的沉痛经验，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小说把犹太人在二战中的命运作为一个始终没有揭开的悬念设置在小说的人物当中，从这个悬念出发来刻画被奥地利政府隔离在巴登汉姆的各色犹太人，他们悲剧命运的前兆在小说中只表现为被隔离和将被迁移到波兰这两件事上，如何看待这两件事反映了每个人对犹太人命运的不同看法和他们各自的性格。乐团经理帕彭汉姆博士总是自欺欺人，临到被塞进一辆破卡车时还不忘自我安慰一下：“车子这么脏，说明我们肯定不用走多远。”颇有阿Q之风。萨米茨基、弗洛 租伯布里特和特露德则为能回波兰而欢欣鼓舞。卡尔在此期间变得愤世嫉俗。弗洛-米尔鲍姆和朗曼博士自视高贵，认为政府把自己同列于其他犹太人之中是一种羞辱。如果说福什德教授是个书呆子，那么门德尔鲍姆就是个音乐呆子，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毫无预感。点心铺老板把被隔离和迁移到波兰归咎于巴登汉姆的世风日下，他和那位拉比一样都对犹太人的命运疑惧重重。他们的观点代表了犹太教中的赎罪观念。拉比指斥巴登汉姆的人们不守戒律、不忏悔，必定会受到惩罚。事实上，在这里拉比把人们比作迷途的羔羊，而犹太人将面临的大屠杀则是上帝的惩罚。拉比说的是意第绪语和希伯莱语的混合体，谁也听不懂他那些睿智的话，这暗示着人们的盲目和愚昧，暗示着犹太人沉迷于世俗生活中，忘记了上帝。

小说从巴登汉姆1939年的春天说起。春天万物萌动，生机盎然，游客们都来到了小镇，但悲剧的初兆亦开始显露，各种谣言像动植物一样萌芽、生长。到了春末，小镇基本上已完成了隔离。接下来的盛夏，人们差不多在卫生部门登记完毕，开始了他们的隔离生活。一开始还有人集会以表示对政府的抗议，在发现毫无用处后便气馁了，乖乖地继续度假。各种生活用品渐渐断了货源，饭店开始动用储存食品，点心铺也关了门，但一来人们对去波兰心怀憧憬，二来暂时衣食无忧，日子倒也过得悠闲融洽。夏季象征着反犹势力的强大，暗示着各种反犹措施的最后完成。秋天里，人们已被隔离所带来的恐惧、孤独折磨得失去了常态，他们疯狂地作乐、吸毒，甚至抢劫，树木花草也以比春天更快的速度疯狂地生长、开花，小镇表面上看来是更热闹了，但在这虚假的快乐下面是冰冷的绝望。到了深秋，霜华降落，不断有犹太人被遣送到巴登汉姆。药物带来的短暂的快乐消退了，小镇弥漫着透彻心骨的悲凉，人们开始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意识到了战争。小说从春天写到深秋为止，而接下去的冬季则预示着犹太人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

这种季节、环境的象征意义在书中是十分明显的，小说中另一个重要的象征是饭店水族槽里面的鱼，那种凶残的鱼想来是暗指纳粹，而那种温顺的鱼则代表了谦逊、忍耐的犹太民族，然而，虽然有卡尔的千般保护，温顺的鱼只落得呆在一只瓶子里，在去波兰的路上一条条死去的结果。

整部小说没有什么主要情节和主要人物，或者说它的主要人物就是整个犹太民族，它的主要情节就是犹太人在大屠杀前夕的生活。小说在风格上悲凉、郁闷，还有一点卡夫卡式的荒诞感，然而这却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荒诞，它既是事实，也是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