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被她的脸色吓坏了，大声哭起来。

“哎！叫你别烦我！”爱玛说着，用胳膊肘把女儿一搡。

贝尔特摔倒在五斗柜前，碰在铜饰上，划破了脸，流血了。包法利夫人慌忙上前将她扶起，叫铃的绳子都拉断了，就拼命叫女佣人。她正要咒骂自己，夏尔进来了。吃晚饭的时候到了，他刚回来。

“你瞧，亲爱的，”爱玛用平静的声音对丈夫说，“瞧这小家伙，玩着玩着，就在地上跌伤了。”

夏尔安慰她，说伤势并不严重，便去找药膏。

包法利夫人没下楼，她要一个人守着孩子；看着孩子睡去，心里的不安才一点一点地散去。她觉得自己真是又糊涂，又善良，刚才那么点小事，就给弄得六神无主。贝尔特果然不再抽泣了。现在她呼吸平稳，身上的棉被随之微微起伏。眼皮旁边挂着大颗的泪珠，眼睛眯缝着，透过睫毛，可以看见里面无光的眼眸；胶布贴在脸上，皮肤绷得紧紧的，把脸都扯歪了。

“真奇怪，”爱玛想道，“这孩子多难看呀！”

夜里十一点钟，夏尔从药店回来（晚餐后，他把用剩的药膏送回药店），发现妻子站在摇篮边。

“我不是跟你说了没事吗，”他在妻子额头印个吻，说道，“那就别折磨自己啦，可怜的亲亲，不然你会病的！”

他在药店待了很久。虽然他并没显出十分着急的样子，奥梅先生还是一个劲儿要他坚强些，要他振作起来。于是，他们谈到儿童面临的种种危险，谈到下人的粗心大意。这方面，奥梅夫人深有体会，她胸前至今还有烫伤的疤痕，那是从前，厨娘把一盆滚烫的汤水打翻在她的围嘴上留下的。所以他们这对慈爱的父母，总是处处小心，餐刀从不磨快，地板从不打蜡，窗口装有铁栅，壁炉也装了结实的护栏。奥梅家的孩子们，别看全都无拘无束，可是一动就有人在后面跟着；稍有伤风感冒，父亲就给他们灌润肺止咳药；直到四岁多，还让他们戴加厚防跌帽，毫不客气。说实话，那是奥梅太太的怪主意；丈夫心里发愁，担心那样箍着，大脑会受影响；忍不住对妻子说道：

“难道你要他们长成加勒比人、博托库多人（巴西印第安人。）？”

其实，有好几次，夏尔设法要打断谈话。

“我有话要跟您说，”他在楼梯上附在书记员的耳朵边，小声说道，书记员走在前头。

“他莫非觉察到什么了？”莱昂纳闷，心怦怦直跳，胡猜乱想起来。

最后，夏尔带上门，央求莱昂去鲁昂看看，照一张精美的达盖尔相片要多少钱。他一直想在感情上，给妻子一个惊喜，献上一个巧妙的殷勤，那就是照一张穿黑衣服的相片。不过，他想事先心里有个数；请莱昂先生办这点事，大概不至于使他为难，因为他差不多每星期都要进城。

进城干什么？奥梅疑心那是年轻人的勾当，是艳遇。其实，他猜错了；莱昂并不干什么风流韵事。现在他比任何时候都心事重重。这一点，勒弗朗索瓦太太已经有所察觉，他盘子里剩的饭菜现在多起来了。她要寻根究底，便向税务员打听；比内鄙夷地顶了她一句，说警察局又不发饷给他。

不过，比内先生觉得，这位同桌用餐的人是很奇怪；因为莱昂常常摊开双臂，在椅子上往后一仰，没头没脑地抱怨人生。

“这是因为您没有足够的消遣，”税务员说。

“什么消遣？”

“我要是您呀，就弄一台车床！”

“可是，我不会摆弄呀，”书记员答道。

“噢，这倒也是！”对方来回摸着下巴，那神气既轻蔑，又得意。

莱昂已经厌倦了没有结果的爱。再说，生活千篇一律，总是老一套，既没趣味来引导，又没希望来支持，他开始感到难熬了。他烦透了永镇和永镇人，某些人，某些房屋，他一看就有气，觉得受不了。药剂师可谓好好先生一个，可是在他眼里，也变得完全无法忍受了。然而，换个新环境，前景固然诱人，却也令他畏惧。

这种畏惧很快演变为内心的企盼；于是乎，在他想来，远方的巴黎已经轰轰烈烈奏响了铜管乐曲，其间，还夹杂着轻佻女工的嬉笑。既然他迟早要在那里完成法科学业，何不现在就去呢？有谁拦着他么？于是，他在心里开始筹划，预作各种安排。他在想像中给自己布置了一套公寓。他要在那里过艺术家生活！要在那里学吉他！要置一件室内便袍，一顶巴斯克软帽、一双蓝绒拖鞋！甚至，他已经在欣赏壁炉上交叉挂着的一对花式剑，以及上面挂的颅骨和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