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傍晚，爱玛坐在敞开的窗前，刚才还见教堂执事莱蒂布杜瓦在修剪黄杨，忽然就听见晚祷的钟声响了。

正当四月初头，报春花开，煦风吹拂着新近翻土的花坛；花园都像妇女一样，正在着意打扮，准备迎接夏天的良辰美景。透过花棚的空隙放眼望去，就见小河漫不经心，在草场上蜿蜒流过。晚岚在还没长出新叶的杨树之间浮过，把杨树轮廓的边缘抹上一层朦胧的淡紫色，像薄纱挂在枝头，比薄纱颜色还淡，还要透明。远处有牲畜在走动，听不见它们的脚步声，也听不见它们叫唤。钟声还在回响，平平稳稳，如怨如诉，在空中响个不停。

这一下一下的钟声，在少妇的思想上，勾起少女时期和修道院时期的回忆。她想起祭坛上的那些大烛台，比插满鲜花的花瓶还高，比细柱圣体龛还高。她真想跟过去一样，加入修女们长长的行列，大家戴着白色的面纱，间忽露出一顶顶挺括的黑色风帽，伏在跪凳上。礼拜天做弥撒，她一抬头，瞥见淡蓝色的香烟，环绕圣母慈容，袅袅升腾。这时，她顿生感悟；觉得自己软弱乏力，无依无靠，像一片羽毛，飘摇在狂风暴雨之中。她不知不觉向教堂走去，准备虔心信教，怎么都行，只求灵魂全神贯注，只求红尘无影无踪。

在广场上，她碰到莱蒂布杜瓦正往回赶，因为他为了充分利用一天的时间，宁愿把活儿撂下，回头接着再干；所以敲晚祷钟，全看他方便。再说，早点敲钟，正好提醒孩子们，教理问答的时间到了。

有些孩子已经来了，正在墓地的石板上打弹子。还有一些骑在墙头，两腿晃来晃去，用木鞋踢扫矮墙和新坟之间高高的荨麻。那是仅有的一块绿地；其它地方都是墓石，上面总是覆盖着一层灰土，圣器室的扫帚也扫不干净。

穿布鞋的孩子们在里面跑来跑去，好像这是特为他们辟出的地方。他们喧嚷的叫声笑声，比钟声还要响亮。钟楼高空垂下一根粗绳，绳头一直拖到地面；摆幅越小，钟声也越来越弱。

燕子呢喃着掠空而过，迅速飞回檐瓦下的黄色燕窝。教堂里首点着一盏灯，也就是一个玻璃盏挂在半空，里面有根灯芯，远远望去，那灯光犹如一个灰白色的小点，漂在灯油上颤颤悠悠。一道长长的阳光穿过整个大殿，相形之下，两旁的侧道和角落就越发显得昏暗了。

“神甫在哪儿？”包法利夫人问一个男孩。那孩子正摇晃着门轴已经松动的栅栏门玩。

“马上就来，”男孩答道。

果然，神甫寝室的门嘎吱一响，布尔尼贤神甫就出来了。孩子们一窝蜂似的逃进教堂。

“这帮淘气鬼，”神甫嘀咕说道，“总是这样！”

说着，他脚下踢着一本破破烂烂的教理问答，便捡起来。

“真是大不敬呀！”

他看见了包法利夫人。

“对不起，”他连忙说道，“我没想到是您。”

他把那本教理问答塞进衣袋，停住脚步，两个手指还在晃动着圣器室沉甸甸的钥匙。

落日的余辉照在他的脸上，照得他那件毛料长袍微微泛白，肘部已经磨得发亮，下摆还脱了线。在他宽阔的胸前，油脂和烟草留下的斑渍，顺着那排小纽扣而下，离领巾越远就越多；领巾上搭着层层叠叠的红皮肤；皮肤上面散布着黄斑，直到又粗又硬的灰白色络腮胡，才看不见。他刚吃过晚饭，呼呼直喘气。

“一向可好？”神甫又说。

“不好，”爱玛答道，“我觉得难受。”

“噢！我也是，”教士说。“天气刚一转暖，真奇怪，人就浑身软软的，是吗？不过，没办法呀！圣保罗就说过，我们生来就是要吃苦受罪的。倒是包法利先生，他是什么看法？”

“他呀！”爱玛做了个不屑的手势，说道。

“什么！”这位老兄十分意外，说道：“他不给您开点什么药？”

“唉！”爱玛说，“我需要的不是医生开的药。”

神甫不时朝教堂里张望；孩子们都在里面跪着，用肩膀你推我搡，好像成排的纸人，一推就连串往下倒。

“我想知道……”爱玛接着说。

“里布代，你给我等着，你等着，”神甫气势汹汹地大声嚷道，“看我不来揪疼你的耳朵，捣蛋鬼！”

然后，他转向爱玛：

“那是木匠布代的儿子。父母有几个钱，把他惯坏了。其实，只要肯学，他学起来快，因为他很聪明。有时候，我开玩笑，叫他里布代（去马罗姆经过的那座小山，就叫这个名字），我甚至叫他：我的里布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