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也就晓得耿大先生避免着再提到儿子。家里的人更没有人敢提到大少爷的。大少爷住过的那房子的门锁着，那里边鸦雀无声，灰尘都已经满了。太阳晃在窗子的玻璃上，那玻璃都可以照人了，好像水银镜子似的。因为玻璃的背后已经挂了一层灰秃秃的尘土。把脸贴在玻璃上往里边看，才能看到里边的那些东西，床、书架、书桌等类，但也看不十分清楚。因为玻璃上尘土的关系，也都变得影影绰绰的。

这个窗没有人敢往里看，也就是老管事的记性很不好，挨了不知多少次的耿大先生的瞪眼，他有时一早一晚还偷偷摸摸地往里看。

因为在老管事的感觉里，这大少爷的走掉，总觉得是凤去楼空，或者是凄凉的家败人亡的感觉。

眼看着大少爷一走，全家都散心了。到吃饭的时候，桌子摆着碗筷，空空的摆着，没有人来吃饭。到睡觉的时候，不睡觉，通夜通夜的上房里点着灯。家里油盐酱醋没有人检点，老厨子偷油、偷盐，并且拿着小口袋从米缸里往外灌米。送柴的来了，没有人过数；送粮的来了，没有人点粮。柴来了就往大廪上一扔，粮来了，就往仓子里一倒，够数不够数，没有人晓得。

院墙倒了，用一排麦秆附上；房子漏了雨，拿一块砖头压上。一切都是往败坏的路上走。一切的光辉生气随着大少爷的出走失去了。

老管事的一看到这里，就觉得好像家败人亡了似的，默默的心中起着悲哀。

因为是上一代他也看见了，并且一点也没有忘记，那就是耿大先生的父亲在世的时候那种兢兢业业，现在都哪里去了，现在好像是就要烟消云散了。

他越看越不像样，也就越要看。他觉得上屋里没人，他就跷着脚尖，把头盖顶在那大少爷的房子的玻璃窗上，往里看着。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要看什么，好像要在凭吊。

其余的家里的孩子，谁也不敢提到哥哥，谁要一提到哥哥，父亲就用眼睛瞪着他们。或者是正在吃饭，或者是正在玩着，若一提到哥哥，父亲就说：

“去吧，去一边玩去吧。”

耿大先生整天不大说话。他的眼睛是灰色的，他在屋子里坐着，他就直直地望着墙壁。他在院子里站着，他就把眼睛望着天边。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观察，把嘴再紧紧的闭着，好像他的嘴里边已经咬住了一种什么东西。

但是现在耿大先生早已经病了，有的时候清醒，有的时候则昏昏沉沉的睡着。

那就是今年阴历十二月里，他听到儿子大概是死了的消息。

这消息是本街上儿子的从前的一个同学那里传出来的。

正是这些时候。“满洲国”的报纸上大加宣传说是中国要内战了，不打日本了，说是某某军队竟把某某军队一伙给杀光了，说是连军人的家属连妇人带小孩都给杀光了。

这些宣传，日本一点也不出于好心。为什么知道他不是出于好心呢？因为下边紧接着就说，还是“满洲国”好，国泰民安，赶快的不要对你们的祖国怀着希望。

耿大先生一看，耿大先生就看出这又在造谣生事了。

耿大先生每天看报的，虽然他不相信，但也留心着，反正没有事做，就拿着报纸当消遣。有一天报上画着些小人，旁边注着字：“自相残杀”。加外还有一张画，画的是日本人，手里拉着“满洲国”的人，向前大步地走去，旁边写着：“日满提携”。

耿大先生看完了报说：

“小日本是亡不了中国的，小日本无耻。”

有一天，耿大先生正在吃饭。客厅里边来了一个青年人在说话，说话的声音不大，说了一会就走了。他也绝没想到厅中有事。

耿太太也正在吃饭，知道客厅里来了客人，过去就没有回来，饭也没有吃。

到了晚上，全家都知道了，就是瞒着耿大先生一个人不知道。大少爷在外边当兵打仗死了。

老管事的打着灯笼到庙上去烧香去了，回来把胡子都哭湿了，他说：“年轻轻的，那孩子不是那短命的，规矩礼法，温文尔雅”戴着大皮帽子的家里的长工，翻来覆去地说：

“奇怪，奇怪。当兵是穷人当的，像大少爷这身分为啥去当兵的？”

另外一个长工就说：

“打日本罢啦！”

长工们是在伙房里讲着。伙房的锅上点起小煤油灯来，灯上没有灯罩，所以从火苗上往上升着黑烟。大锅里边满着猪食，咕噜吐噜的，从锅沿边往上升着白汽，白汽升到房梁上，而后结成很大的水点滴下来。除了他们谈论大少爷的说话声之外，水点也在啪嗒啪嗒地落着。

耿太太在上屋自己的卧房里哭了好一阵，而后拿着三炷香到房檐头上去跪着念《金刚经》。当她走过来的时候，那香火在黑暗里一东一西地迈着步，而后在房檐头上那红红的小点停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