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缨

我的朋友：我离开大凉山已经好几个月了。我是多么想给你写信，详尽地告诉你凉山的一切。告诉你彝族人民昔日的眼泪和悲苦的歌谣，那镣链的叮当和奴隶的呻吟；告诉你森林中的篝火和烈焰般的民主改革运动；告诉你今日的微笑、春风、布谷和彩色缤纷的荞麦花……但是，近来工作的繁忙，使我一直无暇提笔。

然而，每当我在傍晚回到家，我的小女儿（她已经三岁了）便投到我的怀里，用那双柔软的小手紧搂着我的脖子，把热烘烘的脸蛋贴在我颊上，一个劲儿地调笑着。我便眯着双目，沉浸在父性的温情中……这时候，我眼前常常浮现出一个凉山少女和她父亲的面影，我的心便激烈地跳荡起来……呵，我是多么想即刻向你倾诉一段我所经历的故事，这一段关于父亲、关于女儿、关于人间的爱与恨的故事。我赶快放下我的孩子，打开抽屉，寻找我昔日的日记，把关连这故事的几页抄录下来寄给你。朋友，我想你是会珍惜这段平凡而奇异的生活的记录的。

李云

1957.8.

1956年6月7日晴

我骑了一整天马，问了无数次路，才算来到这个名叫“甲骨”的小村子。凉山州委交给我的任务不甚重，只是叫我对今春才建立的农业社做些基本情况的调查。

这村子坐落在两排锯齿形的高山之间，总共有二十来栋矮小的木板屋子，屋顶上都压着大石片，以免山风将屋顶掀跑。一缕缕炊烟，在这些大石片上缭绕。村子后面的山坡上，是一片片粉红色的荞麦花，和那刚收过小麦，等待耕耘的土地。村前的峡谷里，奔腾着蓝色的溪水，临溪有几块梯田，田水映着晚霞。

我策马想涉过村前的小溪。马是渴坏了，埋头便饮，将我停在流水里，又恰恰被一群黑毛恶狗发现，它们奔了过来，对着我与马龇牙咧嘴。我见村头有几个彝族姑娘围坐在树下，便喊道：“阿米子（姑娘），帮我看着狗！”她们不但不管，反而哈哈地笑我。狗是越咬越凶，我没奈何地在马鞍上颠簸着。好在社长沙马木呷走出村，将狗撵开，与我握手相见。我们曾在州人代会上见过面，所以分外亲热。他为我牵着马，并肩进村。一群黑脸蛋小孩，跟在我背后叫嚷：“韩呷……雀博”（汉族同志），几个坐在门边搓羊毛的老婆婆，对我默默点头。

沙马社长是个中年人，身材像只老熊。他肩披黑色“查尔瓦”（羊毛披风），头缠大黑巾，赤黑的脸膛，浓眉大眼；微笑时露出雪白的牙齿。他的脸色是明朗的，豪放而高傲的，只有额上几条过深的皱纹，才留着昔日苦难的记忆。我俩隔着锅庄里的柴火，相对席地而坐，他含着白石烟斗，缓慢地向我谈述社里的事，不外是麦收的分配情况、夏种的准备工作，以及婚丧嫁娶诸事。他的妻坐在锅庄的下方，默默地听着，时而加点柴，并用木勺搅和着铁锅里的菜汤。

沙马木呷提出以下几个问题，要我解决：

一、社员们不愿用人粪施肥，说是会得罪天菩萨，降灾降病。

二、社员们一大清早不下地，说是会遇见鬼怪。

三、社委马赫尔哈近来闹情绪，工作劲头不高。

前两个问题我并不十分注意，因为这是彝区普遍存在的迷信观念，还待慢慢破除。第三个问题，也许反映了生产问题，或是社务管理的问题，我必得弄清楚才行。便问：“马赫尔哈有甚么心事呢？”沙马沉默了一会儿，苦笑着说：“我也不明白。前个把月他还是快快活活的，像个老公鸡，这些日整天忧忧愁愁，闷声闷气，常常不来开社务会，好像天上的乌云都把影子投在他脸上了……”我追问：“他对生产有意见吧？”他答道：“没听他说过。”我再问：“你们对他好不好？”他爽朗地答道：“有甚么不好，都是受过苦的老‘锅庄娃子’（奴隶），心贴着心的人。”我有些纳闷了；但是我必须问到底：“马赫尔哈多大岁数了？”“岁数……唉，他自己也不知道，大概是六十多了。”“他家里几口人？”沙马将烟斗递给我，慢吞吞说：“两个人，他有一个女儿，十七八岁了，叫达吉……”“生活苦吗？”“生活怎么会苦？翻了身，盖了新房子，顿顿有粮食吃，前几天还给达吉缝了一件百褶裙呢。”我不再问下去了，默默地吐着烟朵。

沙马的妻子从柴灰里拨出几枚烤洋芋，捧给我。我匆匆地吃了，说道：“沙马社长，你带我到马赫尔哈家走一趟吧！”他想了一下说：“天晚了，你走了一天路，也累了，明日去吧！”

沙马大嫂为我在火塘边铺了一张草荐，递给我一件旧披毡，我便和衣躺下了。他二人也在火塘对面的竹笆后睡了。夜，深沉而宁静，溪水在屋外吟唱。柴烬散出暗红色的光，屋子里显得分外幽暗、神秘而温暖……

6月8日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