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涌的问题也是这样。当时任弼时同志的关于农村划成分的报告还没有出来。我们开始搞土改时根本没什么富裕中农这一说。就是雇农、贫农、富农、地主。我们的确是把顾涌这一类人划成富农，甚至划成地主的。拿地的时候也竟是拿他的好地，有些作法也很“左”，表面上说是献地，实际上就是拿地，常常把好的都拿走了，明明知道留下的坏地不足以维持那一大家子人的吃用，但是还是拿了，并且认为这就是阶级立场稳。在这样做的当中，我开始怀疑。有一天，我到一个村子去，我看见他们把一个实际上是富裕中农(兼做点商业）的地拿出来了，还让他上台讲话（当时有些工作也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拿了他的地又要让他在群众中说话，要群众感谢他，真又是很右的作法），那富裕中农没讲什么话，他一上台就把一条腰带解下来，这那里还是什么带子，只是一些烂布条结成的，脚上穿着两只两样的鞋。他劳动了一辈子，腰已经直不起来了。他往台上这一站，不必讲什么话，很多农民都会同情他，嫌我们做的太过了。我感觉出我们的工作有问题，不过当时不敢确定，一直闷在脑子里很苦闷。所以当我提起笔来写的时候，很自然的就先从顾涌写起了，而且写他的历史比谁都清楚。我没敢给他订成分，只写他十四岁就给人家放羊，全家劳动，写出他对土地的渴望。写出来让读者去评论，我们对这种人应当怎么办？

书没写完，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批评：说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里女孩子很漂亮，就会同情一些地主、富农。虽然这话是对一般作家讲的，但是我觉得每句话都冲着我。我想：是呀！我写的农民家里是很脏，地主家里的女孩子象黑妮就很漂亮，而顾涌又是个“富农”，我写他还不是同情“地富”？所以很苦恼。于是，不写了，放下笔再去土改。

那么顾涌这个人物怎么来的呢？也许是从那个人站在讲台上，拿出那么一条破腰带，这样一个形象一闪而产生吧！但是根本上从哪儿来的呢？还是从我工作中来的。在工作中因为这一个问题我不能解决而来的。从富裕中农这个问题中，就设计了顾涌这一个人物。他是从思想上来的。可是在收集材料之前，还是先有个意图，然后把意图结合了生活素材后，才产生了人物。

在选择地主形象上，同样我也费了很多考虑。有各种各样的地主：一种是恶霸地主象陈武一样强奸妇女，杀人；一种象钱文贵这样的地主。究竟要什么样的地主呢？那时候我手头有好多材料，从这些材料上来看，恶霸地主最多。写一个恶霸地主吧!我考虑来考虑去，我想，地土里有很多恶霸，但是在封建制度下，即使他不是恶霸，只那种封建势力，他做的事就不是好事，他就会把农民压下去，叫人抬不起头来。尽管不是一个很突出的地主，一跳脚几条河几座山都发抖的人，就能镇压住一个村子。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他比恶霸地主还更能突出的表现了封建制度下地主阶级的罪恶。所以说这个形象（指钱文贵）还是从我思想中来的。思想先决定了，然后才选择了他。我常常选择人物都是从思想里来的。

因此，端正我们自己的思想，理解马化思列宁主义，掌握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是我们创作中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时间关系不能再详谈了，道理很明白，作家要真真的解决问题，需要从理论到实践，更需要长期的刻苦努力。我祝同志们学习胜利，并给我的意见以指正。

(《人民文学》一九五五年三月号，署名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