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指马日事变后的第二天)早饭后，我仍旧出外走动，看见今日情形与昨天大不相同，不独没有鼓号之声，行人稀少，所贴之标语，若经雨之花片，又好像一些大小蝴蝶，松枝牌坊也是乱糟糟的。我愿到顷刻要发生什么事情，急去打问，只见到一个挑水工人，他说来了许多军队，话没说完，只听得啪啪几声枪响。我又急急回家。有人又说现在满街都是兵，背着枪捉人，某家的少年打死了，某学生让枪毙了，……从此没有好消息，一会儿说谁被捉了，一会儿又说什么地方关了许多人。我觉得我受刺激太深，神经紧张，全身乏力，成天躺在床上。各学校都放了假，许多人不见了。我无处可走，只觉头目昏眩，气逆肠梗，筋骨疼痛，每日向侄辈说：‘恐我一旦物化，无知之尔辈，须收拾吾躯’，我只得深居斗室，恨不能将此身埋在地穴，或把两耳紧塞，因常有尖锐的毙人的号声传来。又常有人说‘某女生亦在其内’，或说，‘今天的那个年纪很小，还不到十五岁┻帧…’还形容他们的状态和其家庭如何。这些话都使我听了如万箭钻心，恨不能放声嚎啕大哭。我用两手捧着头，靠在书桌上任泪水澎湃以刹悲。可怜的热血青年死得真冤枉，我那可爱的勇敢有觉悟、舍死为国的青年们哟！这次将我国的元气太丧了！国家前途就败落在这群自私自利的奸滑之徒的手里吗？

我母亲的社会活动停止了，学校的事都由旁人代替，她不能不蛰居家中，苦闷极了。我虽然于一九二九年接她到上海住了几个月，还去了一趟杭州。但终因我当时经济困难，没有办法，只能让她回湖南一人独居，湖南还有她的朋友或能稍事接济，湖南生活水平也较低。

一九三一年，胡也频牺牲后，我把孩子送回湖南，请她照管，她慨然应允，丝毫没有表示为难。我先把也频被害的消息瞒着她，后来她知道了，但来信从不问我，装不知道，免得徒然伤心。

一九三三年我被国民党绑架后，我母亲写道：

五月尾，我的乱星又来了。女本有许久未来信，外边传的消息非常恶劣。想法给她朋友去信，或向书店中探听。每到夜静，哀哀哭泣，心肝寸裂，日里则镇静自若，不现一丝愁容。幸灾乐祸者多，纵有安慰者，亦徒增吾之悲痛。后沪上来信，劝我缓去，并云女决不至于有什么。将信将疑，但亦无可奈何，只能听天由命。……

一九三六年，我为了准备逃离南京，要母亲带孩子先回湖南。母亲写道：

默察吾女似有隐忧，烦闷时则向小孩发脾气。女亦与我商量，要我带孩子回湖南。纵然难舍我女，但看形势，不能不暂时分手，我应尽我个人之力，决定携小孩别伊等之母。从此南辕北辙，晤面难期，前途渺茫，唯靠我一颗忠心，两手操劳；唯愿吾女得志，以图他日相会。……

一九三六年冬，我到了保安。抗战初期，我从延安去信给她。她情绪极高，来信说：“我早知道你全心只在‘大家’而‘小家’你也不会忘掉的。望努力为国，无须以我等老小为念。”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前，我想把她和孩子都接到延安。组织上考虑，认为延安非久安之地，孩子可以接来，万一局势变动，孩子是自己的，怎样也可以说得过去，对老人家就难说了。组织上的考虑是对的。因此我去信，请母亲把孩子送到延安。母亲在旧稿中写道：

两京沦陷，时局日非，只得忍痛割爱，将两小孩若邮局寄包裹样，由四侄（即伍陵同志）送交伊母，吾则飘浮无定踪，非人之生活较前苦百倍矣！

从此我母亲一人在家乡飘流，有时与难民同居一处，有时同朋友住在山村，有时寄居在我堂兄家里。她曾经收到一点由重庆、上海等地寄去的我的稿费，都是当时胡风、雪峰为我收编的短篇小说集的稿酬。一九四八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大连出版，得了一点稿费，我托冯乃超同志辗转汇给了母亲。这些稿费，数目不多，杯水车薪，于生活上小有裨益，但更多的却只是精神上的安慰。

抗战前后这十余年，母亲的生活是够凄凉的，也够磨炼人的。这时期她的来信，常常使我黯然无语。但她总在诉苦之余，还勉励我努力工作，教诫孙辈好好读书。我在这些信中看到她将倒下去的衰老的身影，也常常体会到她为等待光明而顽强挣扎的心情。她在回忆稿中经常流露凄婉的情绪，但又显示着她坚忍豁达的心情。

（一九三九年）二月，夜半抵城返家，街市上渺无人烟，敲门进去一看，物件零乱，门大开，满屋灰尘，只有一老婆婆看屋。勉强住了三日，无从清理，时有警报，人心惶惶，以律记之：

避乱夜返武陵城，断壁颓垣转眼更；敲门灯暗惟邻媪，蛛丝尘积窗棂倾。风送警报声声急，雨催花放慢慢晴。独理书签还自慰，虽然苦恼不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