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沈从文从武汉大学来上海了。他看见也频穿得那样单薄，我们生活得那样窘，就把他一件新海虎绒袍子借给也频穿了。

一月十七号了，也频要走的日子临近了。他最近常常去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接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着走。这天早晨，他告诉我要去开左联执委会，开完会后就去从文那里借两块钱买挽联布送房东，要我等他吃午饭。他穿着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地走了。但中午他没有回来。下午从文来了，是来写挽联的。他告诉我也频十二点钟才从他那里出来，说好买了布就回来吃饭，并且约好他下午来写挽联。从文没有写挽联，我们无声地坐在房里等着。我没有地方可去，我不知道能够到哪里去找他。我抱着孩子，呆呆地望着窗外的灰色的天空。从文坐了一会走了。我还是只能静静地等着命运的拨弄。

天黑了，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我不能呆下去，又怕跑出去。我的神经紧张极了，我把一切想象都往好处想，一切好情况又都不能镇静下我的心。我不知在什么时候冲出了房，在马路上狂奔。到后来，我想到乃超的住处，便走到福煦路他的家。我看见从他住房里透出淡淡的灯光，去敲前门，没有人应；又去敲后门，仍是没有人应。我站在马路中大声喊，他们也听不见。街上已经没有人影，我再要去喊时，看见灯熄了。我痴立在那里，想着他们温暖的小房，想着睡在他们身旁的孩子，我疯了似的又跑了起来，跑回了万宜坊。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啊！我的孩子！

等不到天大亮，我又去找乃超。这次我走进了他的屋子，乃超沉默地把我带到冯雪峰的住处。他也刚刚起来，他也正有一个婴儿睡在床上。雪峰说，恐怕出问题了。柔石是被捕了，他昨天同捕房的人到一个书店找保，但没有被保出来。他们除了要我安心以外，没有旁的什么办法，他们自己每天也有危险在等着。我明白，我不能再难受了，我要挺起腰来，我要一个人生活。而且我觉得，这种事情好像许久以来都已经在等着似的，好像这并非偶然的事，而是必然要来的一样。那么，既然来了，就挺上去吧。我平静地到了家。我到家的时候，从文也来了，交给我一张黄色粗纸，上边是铅笔写的字，我一看就认出是也频的笔迹。我如获至宝，读下去，证实也频被捕了，他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中被捕的。他的口供是随朋友去看朋友。他要我们安心，要我转告组织，他是决不会投降的。他现住在老闸捕房。我紧紧握着这张纸，我能怎样呢。我向从文说：“我要设法救他，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我才明白，我实在不能没有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

下午李达和王会悟把我接到他们家里去住，我不得不离开了万宜坊。第二天沈从文带了二百元给我，是郑振铎借给我的稿费，并且由郑振铎和陈望道署名写了一封信给邵力子，要我去找他。我只有一颗要救也频的心，没有什么办法，我决定去南京找邵力子。不知什么人介绍了一个可以出钱买的办法，我也去做，托了人去买。我又找了老闸捕房的律师，律师打听了向我说，人已转到公安局，我又去找公安局律师，回信又说人已转在龙华司令部。上海从十八号就雨雪霏霏，我因产后缺乏调理，身体很坏，一天到晚在马路上奔走，这里找人，那里找人，脚上长了冻疮。我很怕留在家里，觉得人在跑着，希望也像多一点似的。跑了几天，毫没有跑出一个头绪来。但也频的信又来了。我附了一个回信去，告诉他，我们很好，正在设法营救。第二天我又去龙华司令部看他。

天气很冷，飘着小小的雪花，我请沈从文陪我去看他。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上午，答应把送去的被子，换洗衣服交进去，人不准见。我们想了半天，又请求送十元钱进去，并要求能得到一张收条。这时铁门前探监的人都走完了，只剩我们两人。看守答应了。一会，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栅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什么也没有看清，沈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我们断定是也频出来领东西，写收条，于是聚精会神地等着。果然，我看见他了，我大声喊起来：“频!频！我在这里！”也频掉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我对从文说：“你看他那样子多有精神啊！”他还穿那件海虎绒袍子，手放在衣衩子里，像把袍子撩起来，免得沾着泥一样。后来我才明白他手为什么是那样，因为他为着走路方便，是提着镣走的。他们一进去就都戴着镣。也频也曾要我送两条单裤、一条棉裤给他，要求从裤腿到裤裆都用扣子，我那时一点常识也没有，不懂得为什么他要这种式样的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