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下，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必须具备理想和现实的辩证关系，即革命浪漫主义的主导作用与革命现实主义的基础作用。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势如万马奔腾，一日千里，昨天的理想，往往很快变为今天的现实。这就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提供了客观的基础。当然，现实生活每前进一步，都是要经过激烈的斗争的。这种斗争不但表现于阶级矛盾与斗争，不但表现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与斗争，也表现于人与自然的斗争，还表现于斗争中的人们还必须顽强地克服自己头脑中的旧意识的残余，改造自己成为更完善些更成熟些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战士。如果只描写共产主义远景的壮丽伟大，只描写战士们对外部世界的斗争而忽略了他们同时也对自己头脑内部世界的斗争，忽略了他们昂扬的共产主义精神，那就不能够全面地反映我国革命与建设，而其教育意义也将缩小。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为我国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探索的方向。在小说、戏剧、诗歌等方面，自从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提出以后，许多作家都作了辛勤的探索。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形势下，人民自然有理由期待文艺工作者在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运用方面，将更勇于实践并获得新的成就。

关于技巧问题

文学作品的技巧问题包括生活素材的分析、综合、提炼，主题思想的确定，主要是逻辑思维在起作用，但伴随着，也有形象思维。至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人物性格细节的描写，社会环境和作品主角活动场所的具体描写等，则主要是形象思维在起作用，但伴随着，也有逻辑思维。

在作家的构思过程中，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并不是自觉地分阶段进行而是不自觉地交错进行的。试以题材的如何成熟为例。所谓题材，离不开具体环境中的人和事。在选择题材时，作家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人和事而不是那样的人和事，表面上看来，似乎同作家的生活经验有关系（即作家从他最熟悉的社会生活中选择题材)。实际上却不然，而是作家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从最熟悉的社会生活中选择其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的部分，作为题材。这便是逻辑思维。同时，题材决不是以抽象的方式凭空跳出来的，而是作家在长期深入生活、参加火热的斗争中，有某些事和某些人给他深刻印象，使他兴奋，使他时刻难忘，甚至睡梦中也参加这些事件，也同围绕这些事件而活动的人物谈心讨论；到这地步，作家渴望而且感到有把握进行写作的就是这些人和事，从而进行了初步的构思。这便是形象思维。可以这么说，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在作家头脑中交错进行，使创作过程中既有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主题思想，又能够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构思整体的两面，它们的关系是辩证的，是相辅相成而不是对立的。

从开篇到结尾，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交错又是反复进行的。当写成一章的初稿时，从头再三修改，有时是大删削大补充，这也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交错作用在反复进行。全书初稿完成后的最后修改以至定稿，都是交错起作用的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反复过程。但是作家在写作初稿时，自然主要运用形象思维。

我以为（也是我自己的经验这样认为），上述种种，是技巧问题的根本；应当从这样的高度来看待技巧问题并由此锻炼写作的技巧。此外，虽非根本但决非不重要的问题，便是恰当的结构安排和对环境、人物描写的十分明晰、准确、生动的文学语言。此可以称之为一个作家的表现能力。

表现能力并非生而有之，是在深入生活、参加火热的斗争中，从生活经验的积累中逐渐养成的。也可以说是从生活本身学来的。人类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惟一源泉。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源泉是空前地壮丽、伟大，奇瑰、多变，它是人民群众的毅力、智力、想象力的结晶。善于向群众学习的作家可以在这里学到无数宝贵的东西，比从书本上学到的更切合实际，更生动活泼。这里的关键是“善于”。怎样才能够善于向生活本身学习呢？这取决于作家的思想水平以及对于事物的敏感性。作家的头脑里必须先有一套分析事物、综合事物的思想武器，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然，这是对今天革命作家的要求。若是就古代作家而言，富有表现能力，意味着他对事物有与众不同的敏感和超出寻常一般人的理解力、想象力，但这也与他的世界观，与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追求理想的热烈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