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在他的战斗生活的最后五年中，对当时的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作了尖锐深刻的批判，对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他驳斥了御用学者“新月派”的超阶级论。他引证中外古今的历史事实，也引证“新月派”本身的行动，来证明“超阶级论者”实质上是压迫阶级的走狗，他们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彻头彻尾拥护压迫阶级所享有的一切自由，而不许被压迫阶级有要求自由、解放的权利。

在所谓“第三种人”要求“文艺自由”而展开论战的时候，鲁迅剥下了“第三种人”的伪装，指出“第三种人”实在是“第一种人”，他们不向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禁止革命文学、迫害进步作家等等罪恶表示抗议，却装出了受委屈的嘴脸，颠倒黑白，反而向被压迫的进步文学集团（当时的左联）要求给以“文艺自由”，这是十足的含血喷人的勾当，其企图是要欺骗缺少经验的青年，其作用比“新月派”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叫嚣更为阴险。

在这个时期，鲁迅的许多杂文对于“国粹主义”和“全盘欧化论”的荒谬，都继续加以批判，比前期的议论更为精辟。在前期，他还是以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待这两个问题，现在呢，他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了；他的这些杂文不但在当时有巨大的教育作用，在今天也还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从“杂文”中，可以窥见鲁迅的学问的渊博。如果把他引用过的中外古今的书籍编一个目录，将是很长。但是他和那些专靠引用别人言论来掩饰自己思想贫乏的“文引家”是完全不同的。他之所以征引，有时是为了说明一个论点，但更多的是为了驳斥那些“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貌似渊博的难Ъ业拇砦螅或者为了揭露那些自封的“国学家”的荒谬。在和新、旧顽固派（他们都挂起保护民族文化的招牌，反对各种革新运动）作斗争的时候，鲁迅常用的战术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就是引用中国古代学者的话，来证明那些新、旧顽固派自诩为独特的议论实在是早已有之而且是早已为古代学者所驳斥过的。

为了反对青年们埋头故纸堆中，逃避现实，鲁迅在《阿Q正传》的第一章中就以令人喷饭的妙笔嘲笑了那些自称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学者”。在许多“杂文”中，他尖锐地穷追不舍地抨击那些以各种面目欺骗青年的国粹主义者，他指出了这班人所叫卖的“国粹”其实是糟粕。为了诱导青年努力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和文艺知识，为了使得青年们“睁眼看世界”，特别是反对那时候反动派的复古运动，他干脆地告诉青年：读线装书没有益处！

正因为鲁迅必须和挂着国粹招牌来麻醉、欺骗青年的新、旧顽固派、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所以他不能不采用“矫枉必须过正”的战术。他那时的文章，揭露糟粕（这正是自封的国学家以及别有用心的国粹主义者所崇奉为精华的）者多，而阐明优秀传统的比较少。胡风曾经钻空子，诬称鲁迅对于民族传统文化是抱否定态度的，从而散播他们自己的对于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的谬论。但这些谬论是经不起事实的驳斥的。鲁迅对于中国历代的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的评价，见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对于民族的雕刻、绘画、音乐，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评价都是十分公允的，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夸。凡是中国民族文化中的精英，鲁迅无不宝爱。惟有那阻碍中国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封建主义的糟粕，他这才深恶而痛绝之，不断地给以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他在一九一八年就说过这样的话：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它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它是否国粹。引自《热风·随感录三十五》，见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一卷。

这几句话，我以为很可以概括鲁迅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也符合于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原则。

鲁迅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和他提倡学习其它民族文化的优点的态度，是一致的。鲁迅主张必须向世界各民族先进的科学和优美的文艺学习，但也屡次批评那些不问好歹，只要是欧美大国的东西就瞎眼吹捧的那些崇拜洋偶像的作法。他毫不留情地嘲笑那些捧着一个外国学者作为偶像到处去吓唬青年的所谓“学者”，因为这班人的浅薄虽然还可以原谅，而他们的贻误青年则是不可宽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