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从“五四”时为新文学奠基起，直到1981年逝世，为新文学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中共中央在悼词中对他作出盖棺论定评价：称茅盾是“伟大的革命文学家”，“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作为和鲁迅比肩的文坛旗帜。尊称他为文学大师，他实在当之无愧!

六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茅盾虽是伟人，也自难例外。长期以来学界与文坛存在着“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的偏向。新时期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不能重蹈覆辙。因此评价茅盾，既要充分肯定其建树。也不能为贤者讳，而应该实事求是地总结他的失误。

从政治方面说，茅盾虽然毕生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而从未动摇，但大革命失败后，他确实经历过悲观、幻灭的思想困惑期。从创作方面说，他虽然明确生活、思想与艺术的辩证统一关系，也持续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但由于急功近利，也确实有过《三人行》这种生活不足、艺术不到位的败笔。从理论方面说，他虽然正确地持久地坚持反“左”，也防止右，但在特定时期，如在反右斗争之后的“左”倾思潮抬头时期，他在《夜读偶记》中提出的“现实主义、非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公式，就有简单地把文艺思潮与政治的阶级的定性挂钩的失误。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态度看。茅盾同样注意反“左”和防右。但由于特定环境的政治压力，偶尔也出于明哲保身的动机，他在反“左”之同时，也偶有犯“左”的过激的行动。

过去对此种种，学界与文坛同仁，包括我本人在内，或因为贤者讳，或因投鼠忌器，大抵讳莫如深。这显然是不可取的。今天经过大浪淘沙，历史老人已经多次作过拨乱反正的努力了，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但应分清主次。而且谈及失误，也应既看主观，又看客观，同样应该分清主次。

鲁迅在67年前说过一段足以警策后人的话：“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茅盾所处的“社会状态”，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建国后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文革”前他被迫封笔；新时期到来不久他就谢世。他的主要政治文学生涯在此前已经大体完成。在建国之前，时代呼唤作家置身革命大潮，站在改变中国、改变人民命运的战斗岗位上。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必然趋势。这种时代呼唤与历史选择，与新时期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转移，西方思潮也随之而来，冲击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势，是迥然有别的。不同的时代，造就的不同思潮与观念，均是特定的时代呼唤与历史选择的产物。对此变迁与选择，谁也不能左右；谁也无权改变和抹煞。只有照鲁迅所说的方法，才能作出正确的评判。

列宁说过：“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对历史人物个人的历史评价，包括对茅盾的历史评价在内，都应该按列宁的方法行事。因为能否具此立足点和制高点是个关键。

在70年代前，茅盾说过发人深省的一段话：“雕刻家造了一尊大理石女像”，“人们见了都说：‘美啊!维娜斯到了人世!’”但“蚂蚁从这女像的身上爬过，它们的感想却和人们大异”，“只觉得是在爬”“高低不平的石路而已，全无所谓‘美’。”“人看见石像的全体，而蚂蚁只能看见石像的部分。”假如“人变得蚂蚁那么小，我们也要觉得这美丽的女像只是一座重重的石山了。”“能见全体的，就感得这是‘美’，只见了部分的，就以为这是平常的石头，亦惟见全体者为能认识客观的真实。”

读者可从本书所作《“蚂蚁爬石像”》一文中读到谈这些话的语言环境；这也许可作为读本书的指南罢!

丁尔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