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自建党时期在树立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理想之同时，就产生了“革命速胜论”的“左”倾幼稚的“幻想”；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步到位”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大革命失败证明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复杂性。这就轰毁了他这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信念从未动摇。他的挚友与战友瞿秋白所犯的“左”倾错误又给革命造成惨重损失。这使茅盾极度痛心。原本明朗的中国革命道路与前景到底如何实现，茅盾感到困惑，“停下来思考。”环境迫使他重新调整自己为社会定位：以文学作为促进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手段，遂开始了创作。

本书所收散文《严霜下的梦》，以象征隐喻笔法，宏观形象地概括了大革命前后的时代历史曲折；中篇《动摇》则具象化地反映了各种矛盾交织的大革命的残酷斗争。小说塑造的胡国光形象，生动透彻地揭露了当时带全局性的土豪劣绅的“苦肉计”：钻进革命内部大搞极“左”，又跳出来指责这“左”是共产党所为等等阴险破坏罪行。而原先是国民党“左”派，关键时刻右倾的方罗兰，则无往而不动摇，遂使党权政权为敌所用。《幻灭》、《动摇》、《追求》合成的长篇以《蚀》命名，以自然现象象征革命失败局势如日之蚀，这是暂时性的历史曲折。此作塑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时代女性”系列：静、慧、孙舞阳、章秋柳，再加上此后长篇《虹》中的梅行素。它系统地总结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置身革命大潮所走的追求、动摇、幻灭，幻灭、动摇、追求的具两重性的共同道路及其经验教训。茅盾鼓励其积极性批判其摇摆性，引导其继续革命。此作还对右倾路线特别是“左”倾路线给予尖锐批评。其中，特别是《追求》，也反映了茅盾当时看不清今后革命应如何决定正确路线，而产生的消极、悲观、迷惘、困惑的情绪。小说对此情绪同样持自我批评态度。

在小说连载过程中，遭到具极“左”思想的创造社、太阳社的论者的尖锐批评。因为他们受到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的影响。（斯大林认为：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苏维埃革命的动力只剩下工农。不但民族资产阶级，连小资产阶级也投向敌人成了革命对象。）于是他们判定：《蚀》的发表证明，茅盾是“小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它“分明指示一条投向资产阶级的出路”。而“随着资产阶级去反动”就是“反革命”。茅盾发表了《从牯岭到东京》和本书收入的《读〈倪焕之〉》这两篇长文来答辩。公开批判了这种“左”倾思潮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批驳了把革命同盟军之一的小资产阶级划到敌对营垒的“左”倾错误。申明了团结他们对于革命具重要性。此后写的长篇《虹》则更形象具体地勾画出出身小资产阶级的梅行素克服了阶级局限投身“五卅”运动的历史道路。茅盾预计：在续篇中将写她入党后转移南方从事地下工作。被捕后仍在狱中坚持斗争。正如周扬所说，认识需要时间。而今新时期的论者，充分肯定了《蚀》敢于“带热地反映时代”，敢于在“革命正处十字路口”时直面“惨痛的历史事实，并能及时而冷静地总结失败的教训。这不仅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政治敏感，也表现出一个文学家的艺术良心”。但在当时，茅盾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受到通缉赴日本避难时，他的党的关系碰到障碍。由于他反对中央的“左”倾路线，中央要求作为中共缔造者和首批党员之一的茅盾必须经过介绍重新办入党的手续，且以“表现得好”为前提。茅盾当然不肯放弃反“左”的态度来“表现得好。”直到1930年回国后再次要求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又遭立三路线的拒绝。但他始终以党员标准自律。

在日本时因为得悉中共“六大”纠正了错误，确立了基本正确的路线而受鼓舞，茅盾振作起来写出了《虹》。但革命低潮导致的苦闷，形成了他的抒情散文创作第一个高潮。可称之为“苦闷的象征”期。代表作就是本书所选的《严霜下的梦》、《卖豆腐的哨子》和《雾》。

三

1930年茅盾回国后，和鲁迅、瞿秋白、冯雪峰一起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纠正了“左联”的“左”的倾向，团结扩大队伍，一致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他们冲破了文网，创办了《文学》等一批大型刊物作为阵地。使“左翼”文学形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鼎盛时期。茅盾在继续致力理论批评之同时，推出《子夜》和包括本书所选的小说在内的一批中短篇，构成大规模全方位反映中国社会的小说系列；开社会剖析流派之先河，并成为其经典性代表作。这时茅盾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正确道路，都在一再反思基础上形成正确的认识；并透彻地反映到这批作品首先是《子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