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围绕主人公工业资本家吴荪甫的形象塑造，展开了当时中国社会交织着的各种矛盾：英、美资本集团支撑着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把吴的工业资本诱到公债市场借以鲸吞了民族工业。吴为弥补损失，除吞并中、小资本家朱吟秋等外，主要把损失转嫁到工人头上。党领导工人运动予以抗争；但党内“左”倾错误又导致失败，吴转嫁损失的另一个目标是他的起家根据地农村双桥镇。这又激起农民运动的反抗。吴在这三条火线夹击下终于破产。遂投靠了日本资本集团。所以吴赵“斗法”背后实质上又反映出英、美、日三个帝国主义侵华利益间的尖锐冲突。

吴荪甫形象的塑造开茅盾笔下“资本家典型系列”之先河；他与其他资本家形象何耀先(《第一阶段的故事》)、王伯申(《霜叶红似二月花》)、林礼清(《清明前后》)、严仲平(《锻炼》)一起，再加上小商人林先生(《林家铺子》)构成资本家典型系列，《子夜》所写吴老太爷、曾沧海、冯云卿，《霜叶红似二月花》所写赵守义等构成“地主典型系列”，老通宝、多多头(《农村三部曲》)、财喜(《水藻行》)等构成“农民典型系列”，再加上被称为新“儒林外史”的“知识分子典型系列”和前述的“时代女性系列，”这五大典型人物系列罗织构建而成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复杂关系与矛盾冲突的具特定时代特色的社会整体缩影。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贡献；代表着迄今尚无人能逾越的现实主义典型创造的高峰。

因此《子夜》一出，立即激起强烈反响。初版后在三个月内重版四次。各五千册。用今天的话说是引起了轰动效应，成了文坛大热点和大亮点。《子夜》的命运和面世即遭当头棒喝的《蚀》不同，它挨批是后来的事；当时是一片赞扬声。曾以《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确立了鲁迅文学史地位的瞿秋白，又以《〈子夜〉与国货年》、《读〈子夜〉》两篇文章确定了茅盾的文学史地位。他说：“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是《子夜》“很大的成绩”。它“以大都市做中心”差不多要反映中国的全社会”；“而相当的暗示着过去和未来的联系。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199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著名的作家如朱自清、吴组缃，编辑出版家如赵家璧，甚至社会学家如王淑明等，都从不同角度给予高度评价。连著名的复古派代表人物吴宓也给予好评：《子夜》乃“结构最佳之书”；“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其“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恣喷薄，不可控搏。而其微细处复能宛委多姿，殊为难能而可贵。”

《子夜》影响了许多青年的人生道路。有些青年因此而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有人因此而入了党，它也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德国共产党为它专门召开了纪念会。在日本召开的讨论会上，后来成为捷克著名的大汉学家和院士的普实克也作了精彩的发言。

《子夜》给实行白色恐怖文化“围剿”的反动当局以很大打击。国民党内部的审查意见说它“描写帝国主义者以重量资本操纵我国金融之情形”，“讽刺本党”，“描写工潮”“鼓吹阶级斗争”。先是以此为“罪名”禁出。经出版商再三交涉始允许“大加删削后才可出版。”此举立即遭到反弹。民间的有心人出版了没经删削的“足本”以示对抗。

但是《子夜》后来的命运却是“泰”极“否”来。先是1961年自称自己是“反共的”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率先发难，说茅盾的小说是“共党宣传”。因此对“久负盛名的茅盾非得重加估断不可”。“《子夜》一直被评为”“最伟大的杰作，我偏认为比不上”《蚀》、《虹》和《霜叶红似二月花》。《子夜》是“茅盾的小说家感情已经恶俗化了”的“失败之作”。新时期夏著传入我国。一石激起千重浪，引发了北京、上海遥相呼应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其特点是贬低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和赵树理；人为地抬高胡适、周作人、沈从文以至张爱玲。为把后者抬到前者之上，就极尽贬低之能事。如说《子夜》证明：茅盾“背逆”了反专制、反叛旧传统的“‘五四’文学的传统”；“戴上‘阶级’的滤色镜与‘斗争’的变色镜，在作品中伪造生活”；“形成了‘艺术思维机制’的生硬的‘二元对立’的模式。”有人甚至把《子夜》评为“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而开除出文学殿堂。还有人说《子夜》是“主题先行”论的政治概念化之作，缺乏起码的生活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