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以上茅盾的全部创作，不难看出其突出的特色：一、以特有的政治敏感与参与意识为基础，敢于运用和提炼重大题材；(其理论批评也敢触及重大的敏感的热点问题)。二、始终坚持以鲜明犀利的革命倾向去干预生活，抨击时弊，引导潮流，促进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三、一贯注重以先进思想和科学理性升华感性，以逻辑思维为其形象思维之底蕴。四、取精用宏，高屋建瓴，以时代的宏观视角与思辨的剖析眼光，统领其对生活的再现与表现；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社会剖析派之先河，并提供了一大批经典性代表作。五、主动承担着系统反映自“五四”到建国前中国社会发展、革命运动和社会的文化的思潮的全部过程，呈现出巴尔扎克、左拉和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的作品那种史诗性特征。

这一切特色综合体现、全面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主潮；以“文学家与革命家的完美结合”为基本特征，展现出茅盾独具的鲜明创作个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不可重复、难以取代的独特地位。

五

作家茅盾与理论批评家茅盾是一纸两面、互为表里的有机统一；对茅盾的文学贡献起着相互促进的积极作用。对茅盾的理论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贡献，也是周扬所说的“没有作出全面的评价”中的重要缺失部分。它起码包括以下的内容。

首先，茅盾在借鉴西方民主主义的文学以促进中国文学现代化，为“五四”新文学奠基方面，是名副其实的前驱者。他发表多篇关于海外文坛消息外国文学家传略等等文论，全方位而又相当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为主、兼及东方各国尤其是弱小民族的文学发展状况与文艺思潮趋向。他全面介绍了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直到现代主义这一世界文学思潮发展史及其规律。并根据中国文学状况和需要先后提倡过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最终定位在大力倡导以苏联文学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引导中国革命文学主潮使之健康发展。

在引导中国文坛发展方面的另一建树，是广泛开展理论批评，抓住文学苗头和新人及时给予扶持。对鲁迅小说最早作出的全面评价，是本书所收《读〈呐喊〉》一文。而1956年在逝世20周年时的《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一文，则是继瞿秋白之后所作的最权威的总结。茅盾毕生的理论批评，扶植了以冰心等为代表的“五四”作家，丁玲、臧克家、沙汀、姚雪垠等为代表的“左翼”作家，赵树理等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陆文夫、玛拉沁夫、茹志鹃等为代表的建国后涌现的作家和冯骥才等为代表的新时期作家。在这五代作家中，许多人都是经茅盾的权威批评才在文坛立足，并成长为参天大树的。

茅盾把中外文学家的创作经验与文学思潮所显示的规律，和自己的实践经验融为一体，升华为理论，作出了独特的理论概括；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宝库。例如关于文学本体与本质论，他提出了“镜子”说(反映生活)、“指南针”说(引导生活)、“斧子”说(改造生活)和“醇酒”说(震撼灵魂，陶冶情感操守与审美意识)。关于文学创作过程及其规律，茅盾反复论述了生活、思想与技巧，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几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反对公式化、脸谱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的斗争；同时又对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无思想”论、“无冲突”论与“非政治化”倾向作持久不懈的斗争：从“左”右两个方向纠正偏向，引导文坛健康发展。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极“左”思潮左右着文坛，动辄以政治手段加害作家和理论家的严峻环境中，茅盾敢于提出“写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虽一再遭到“左”的尤其是“四人帮”的批判，他也毫不动摇。再如，1958年当周扬、郭沫若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统一文坛时，茅盾敢于独持异议，指出文学史上从来不存在“两结合”的规律。只有革命现实主义局部包括革命浪漫主义因素、或者相反的现象存在。即便在政治压力下，以官方身份著文他不得不提“双革”时，他仍作出必要的修正性说明。以上这一切贡献，足以显示茅盾作为理论批评家，已经初步形成了有独到见解的美学思想体系。

茅盾为扶植培养文艺队伍，一向非常注意开拓阵地，他从“五四”时改革并独立主编《小说月报》开始，毕生致力以所主编的刊物凝聚创作人才。大半个世纪以来全国最权威的文学刊物《文学》、《译文》(与鲁迅合办)、《文艺阵地》、《文艺报》、《人民文学》和《世界文学》(先曾用《译文》旧名)等大都是他创办和担任主编。他借此发现扶植培育了许多青年作家。至今健在的几代作家都把他奉为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