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什么又是中国妇道中的“三从”呢？所谓“三从”，实际上指的是三种无私的牺牲或“为他人而活”。也就是说，当她尚未婚配时，要为她父亲活着（在家从父），当她结婚后，要为其丈夫活着（出嫁从夫），而当她成为寡妇时，又必须为孩子活着（夫死从子）。事实上，在中国，一个妇人的主要生活目标，不是为她自己而活，或者为社会而活；不是去做什么改良者或者什么女性感情会的会长；甚至不是去做什么圣徒或给世界行善；在中国，一个妇人的主要生活目标就是做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妻子和一个好母亲。

我的朋友、一个外国太太曾写信问我，中国人是否真的像穆斯林一样，相信妇人是没有灵魂的？我回信告诉她说，我们中国人并不认为妇女没有灵魂，我们只是认为一个妇人——一位真正的中国妇人是没有自我的。谈起中国妇人的这种“无我”，引得我非要在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上多说几句——这个问题不仅难，我恐怕要使那些受现代欧洲教育的人们明白它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中国的纳妾制。我担心这个纳妾问题不仅难谈，而且在公开场合讨论它还是危险的。但是，正如一首英国诗所说的：“傻瓜冲进了天使都畏惧的地方。”

在此我将尽最大努力去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纳妾并不是像通常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不道德的风俗。

关于这个纳妾问题，我要讲的第一件事，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无我，它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在做进一步阐述之前，请让我说明一下，在中国，纳妾并不意味着娶许多妻子。按照中国的法律，一个男人是只能娶一个妻子的，但他却可以纳许多妾或丫头，只要他乐意。在日本，一个侍女或妾被称作“te-kaki”（一个手靠）、“me-kaki”（一个眼靠），——这就是说，当你累了的时候，手有所触摸，眼有所寄托。我说过，在中国，理想女性并不要求一个男人终其一生去拥抱她和崇拜她，而恰恰是她自己要纯粹地、无私地为丈夫活着。因此，当她丈夫病了或因操劳过度、身心疲惫，需要一个手靠、一个眼靠，使他得以恢复健康去适应生活和工作时，“无我”的妻子便给予他这一切。这就好比在欧美，一个好妻子当丈夫病了或急需的时候，递给他一把靠椅或一杯山羊奶。事实上，在中国正是妻子的那种无我，她的那种责任感，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允许男人们可以有侍女或纳妾。

然而人们会对我说：为什么只是要求妇女无私和做出自我牺牲呢？男人们为什么不？对此，我的回答是，不是不要求男人这样。在中国，——那些辛辛苦苦支撑家庭的丈夫们，尤其当他是一个士人的时候，他不仅要对他的家庭尽责，还要对他的国王和国家尽责，甚至在对国王和国家服务的过程中，有时还要献出生命：这难道不也是在做牺牲吗？康熙皇帝临终前躺在病床上发出的遗诏中曾说，他直到临终时才知道，在中国做一个皇帝，是一种多么大的牺牲。

让我在此顺便说一下，这个康熙皇帝，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先生在他们最近出版的著作中，将其描绘成一个身宽体大、孤独而又令人恶心的“淫棍”，并认为他最终正是葬送在那一大批妻儿手里。当然，对当代人如濮兰德和白克好司之流来说，纳妾不被视作卑鄙龌龊、令人作呕的东西，倒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这种人的病态的想象，除了卑鄙、龌龊、令人作呕的东西外，还能指望什么别的东西呢？当然这是题外话。下面我想谈谈每个真正的中国人的生活——上自皇帝，下至人力车夫和厨房帮工——以及每一个真正的妇人，他们实际上都过着一种牺牲的生活。在中国，一个妇人的牺牲是为她那被称作丈夫的男人无私地活着；一个男人所作的牺牲是供给和保障他的妻子，他带回家中的女人连同她们可能生下的孩子的所有开销。的确，我常对那些爱谈中国纳妾之不道德的人们说：在我看来，中国的那些纳有群妾的达官贵人们，倒比那些摩托装备的欧洲人，从马路上捡回一个无依无靠的妇人，供其消遣一夜之后，次日凌晨又将其重新抛弃在马路上，要更少自私和不道德成分。纳妾的中国官人或许是自私的，但他至少提供了住房，并承担了他所拥有的妇人维持生计的责任。事实上，如果说中国官员是自私的，那么我将说那些摩托装备的欧洲人不仅自私，而且是些懦夫。罗斯金说过，“一个真正的战士的荣誉，毫无疑问不是杀了多少敌人，而是愿意并随时准备去献身。”同理，我说，一个妇人的荣誉——在中国，一个真正的妇人，不仅要爱着并忠实于她的丈夫，而且要绝对无我地为她丈夫活着。事实上，这种“无我教”就是中国的妇女尤其是淑女或贤妻之道。这正如我在别的地方努力阐明的“忠诚教”即男人之道——中国的君子之道一样。外国人只有弄懂了这两种“道”或“教”，中国人民的“忠诚教”和“无我教”（“Religion of Loyalty”and“Religion of Selflessness”），他们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男人或真正的中国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