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重申一遍，正是欧洲诸国，尤其是大英帝国的群氓崇拜者、群氓崇拜教，应对德国的强权崇拜负责，是它导致了当今欧洲德国军国主义那种畸形变态的残暴和凶恶。所以，如果英国人民和整个欧美人民，想要扑灭德国军国主义，那么，他们就必须首先打倒本国的群氓、群氓崇拜教和群氓崇拜者孔子对他的一个弟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然而英国贵族，如同中国的满洲贵族一样，现在没有能力反对英国的群氓和群氓崇拜者，不过我必须指出，就我所知，英国贵族中没有一个人加入到群氓的队伍并在这次战争中大声嚎叫，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原注。在欧美国家是如此，在中国和日本也是如此。当今人们爱奢谈什么追求自由，可我敢说，要获得自由，真正的自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循规蹈矩，即学会适当地约束自己。看看革命前的中国吧——那里没有教士，没有警察，没有市政税和所得税，总之，没有这类使欧美人民苦不欲生的东西。那时的中国人享有较世界其它各民族更多的自由。为什么？因为革命前的中国人循规蹈矩，懂得如何约束自己，如何按照一个良民的标准去办事。然而革命以后，中国人的自由不多了，这是由于在当今中国有了那些剪了辫子的时髦之徒，那些归国留学生的缘故。这些人从欧美人那里，从上海的欧美群氓那里，学会了怎样放荡不羁，怎样不按一个良民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在北京，他们成为一群被英国外交官和海关税务司怂恿、娇惯和推崇的乌合之众为了说明中国留学生已变成群氓，我可以提及去年北京某些归国留学生给《京报》(Peking Gozette)写信一事。这份报纸是由一个名叫陈友仁的聪明的中国“Babu”(贬称懂得一点英语的印度人。陈友仁出生于西印度，故辜氏如此贬称——译者)主编的。他曾公开威胁要组织和发动对我的《中国妇女》一文中批评新中国妇女的观点进行一场围攻。这位聪明的中国“Babu”，一场有预谋的流氓行动的怂恿者，现在是中英友谊社的一个重要成员。这个友谊社受到英国使臣和海关总税务司的庇护!——原注。事实上，我强聒不舍，只是为了说明：假如欧洲人民，英国人民想要消灭普鲁士德国军国主义，他们就必须先在本国内打击群氓，使之就范。也就是说，必先打倒本国的群氓崇拜教和群氓崇拜者。

但是，在谈到英国的群氓崇拜和怂恿者对德国的强权崇拜及军国主义应负有责任的同时，我必须公正地指出，后者毕竟对这场战争负有更直接的责任，尽管这场战争给德国人民，给德意志民族带来的灾难比带给任何其它民族的都更加深重。

为了说明这一点，首先我来谈谈德国军国主义在欧洲的历史。宗教改革运动和三十年战争之后，德意志民族，因为他们具有自己优良的道德禀性：挚爱正义、痛恨不义分裂和混乱，所以，当他们一旦紧握军国主义利剑的时候，就成了欧洲文明正统的捍卫者，也就是说，他们为恢复欧洲的正统秩序尽到了责任。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英国的克伦威尔一样，他挥舞德国军国主义之剑，力图恢复整个欧洲、至少成功地恢复了欧洲北部的秩序和统一。然而，在腓特烈一世死后，他的后继者却不懂如何使用这把利剑来保卫欧洲的文明，事实上，他是不适合掌握欧洲的道德盟主权的，其结果是整个欧洲，甚至德国的宫廷，都只是披上一件文明的外衣，而实际上却陷入了令人憎恶的无底深渊，以至于那些饱受痛苦、本性淳朴的法兰西人，也不得不奋起抵抗。可是，这些本来反抗邪恶的法国人却很快地也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找到了一个伟大而又能干的领袖拿破仑·波拿巴爱默生以非凡的洞察力指出：送拿破仑到圣赫勒那岛的，不是战场上的失败，而是暴发户，他心中卑鄙的野心——要同一个真正的公主结婚，建立一个王朝的卑鄙野心。——原注。在他的率领下，群氓们进行抢劫，谋害和残杀，并蹂躏了整个欧洲，直到各国最终团结在军国主义德国周围，才于滑铁卢一役，打败了这个群氓领袖，并结束他的暴政。本来从此以后，欧洲的道德盟主权就应回到德国人——德意志民族的精华普鲁士人手里的，但由于组成奥地利帝国的其它民族出于嫉妒，进行了阻止，结果使欧洲的那些群氓们逃脱了德意志民族的道德和军国主义的制裁，他们于1848年再度暴乱，疯狂地破坏欧洲文明。后来，依旧是德意志民族及其精华普鲁士人，以他们的道德和军国主义利剑，再度把欧洲、欧洲王权（俾斯麦称作“王朝”）及欧洲文明从群氓手中拯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