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广场西面的一个小区里，每条街道都像是疯了似的把自己分成许多狭长的“小巷”。这些“小巷”组成奇特的转角和弧线。而一条街道往往也会和它自己交叉个一两回。一次，一个艺术家很偶然地发现了这些街道的价值。比如，一个商人带着颜料、纸张和画布的账单来这儿收账，在这一带来回转悠，突然间发现自己一无所获、又折了回来，该有多滑稽！

于是，搞艺术的人们不久都跑到古朴雅致的格林威治村格林威治村：美国纽约市作家、艺术家等聚居的地方。来了。他们四处寻找有朝北的窗户、十八世纪的山墙、荷兰式的阁楼和租金便宜的屋子。然后又从第六大道上弄来了一些锡蜡杯子和一两只火锅，这样就总算是有了他们自己的“领地”。

苏和琼西租了一所低矮的三层砖房的顶楼作为她们的画室。“琼西”是乔安娜的昵称。两个姑娘一个是从缅因州来的，另一个则是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她们是在第八大街的“德尔莫尼科饭馆”里吃客饭时遇上的，发现彼此在艺术、饮食和衣着方面是如此相投，于是联合画室就这样诞生了。

那是五月的事了。转眼十一月就到了，一个冷酷的、看不见的不速之客悄悄地潜进了艺术家们的领地，他冰冷的手指一会儿摸摸这儿，一会儿碰碰那儿，医生们管他叫“肺炎”。在广场的东边，这个家伙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一下子就能袭击几十个人，可是在这狭长的、长满青苔的像迷宫一样的“小巷”里，他却放慢了脚步。

“肺炎”先生可不是你想象中的有骑士风度的老绅士。一个柔弱的姑娘，早已经被加利福尼亚的西风吹得没有什么血色了，哪里还会是这个拳头通红、气喘吁吁的老家伙的对手。可他居然也袭击了琼西；她躺在漆过的铁床上，一动不动，只是透过荷兰式的小玻璃窗盯着隔壁砖房的空墙。

一天早上，忙碌的医生扬了扬他蓬松的灰眉毛，把苏叫到过道上。

“我看，她恐怕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他一边甩了甩体温计，一边说道，“那一成希望就全看她自己想不想活下去。要是人们一心只想去殡仪馆排队，用什么药都无济于事。这位小姐像是已经打定主意放弃希望了。她还有什么心事吗？”

“她——她还打算去画那不勒斯海湾。”苏说。

“画画？——真是废话！难道她就没有什么值得再想想的事——比方说，一个男人？”

“男人？”苏像是吹口琴似的哼了一声，“一个男人就值得——不，没有，医生；根本就没这回事。”

“这么说，那就是身体太虚弱了。”医生说，“我会尽我所能，只要是科学能达到的治疗方法我都会试试。可要是我的病人开始计算她的葬礼队伍里有多少辆马车时，医药的治疗效果就得减去一半。要是你能让她对冬季大衣袖子的新式样产生兴趣，我就能跟你保证，她有五分之一的希望了。”

医生离开后，苏跑进工作室里哭了起来，把一张日本餐巾纸湿成一团。然后她拿上画板，吹着拉格泰姆调子拉格泰姆调子：拉格泰姆节奏是爵士乐的一种风格。大模大样地走进琼西的房间。

琼西躺在那儿，一动不动，脸对着窗外。苏以为她睡着了，收住了口哨声。

她放好画板，开始给杂志的一篇小说画钢笔画插图。青年作家写小说是为了走上通向文学的道路，而青年画家给小说画插图则是为了走上通向艺术的道路。

就在苏正给小说里的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的牧羊人画上一条专门在马匹展览会上穿的漂亮马裤和一个单片眼镜时，她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不断地重复着。她赶忙跑到床边。

琼西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望着窗外数着数——是在倒着数。

“十二，”她数着，过一会儿又数“十一”；接着是“十”、“九”；再下去是几乎连在一块的“八”和“七”。

苏很担心地朝窗外看，她在数什么呢？窗外只有一个光秃秃、阴沉沉的院子和四十英尺以外的一幢砖房的空墙。一株年事已高的常春藤爬在半墙上，扭曲的根已经枯萎了。寒冷的秋风差不多剥光了藤叶，只剩下几乎光秃秃的枝条还攀在那松动的砖墙上。

“怎么了，亲爱的？”苏问道。

“六，”琼西低声说，几乎是在耳语，“它们掉得更快了。三天前差不多还有一百片。数得我头都疼了。现在可简单了。又掉了一片。现在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亲爱的？告诉你的苏。”

“叶子，常春藤上的叶子。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来的时候，我也要走了。三天前我就知道了。难道医生没有告诉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