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老板娘顺从地说，“可是我的丈夫没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应该说谁更不幸，是当时的我呢还是现在的弗丽达。是肆意离开了克拉姆的弗丽达呢，还是不再受到他召唤的我。也许是弗丽达，尽管她似乎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当时我的不幸完全控制住了我的思绪，因为我不得不一再问自己并且基本上今天也还一直在这样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克拉姆召唤了你三次，不再第四次召唤你，永远也不会有第四次了！当时我还有什么更揪心的事?除此之外我还能和此后不久和我结婚的我的丈夫谈些什么?白天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接管这家酒店时酒店的状况很糟糕，我们必须设法把酒店办好，可是在夜晚呢?一年一年地我们夜里谈话都只是围绕着克拉姆和他改变主意的原因转。如果我的丈夫谈着谈着睡着了，我就叫醒他，我们就接着谈。”

　　“如果您允许，”K．说，“现在我要提一个很粗暴的问题。”

　　老板娘沉默不语。

　　“那么我是不可以问的啦，”K．说，“我觉得这也够说明问题的了。”

　　“当然啰，”老板娘说，“您觉得这，尤其是这也够说明问题的了。

　　您曲解一切，也曲解这沉默。您没有别的办法嘛。我允许您问。”

　　“如果我曲解一切，”K．说，“那么我也许也曲解我的问题，也许我的问题根本不是这么粗暴。我只想知道，您是怎么认识您丈夫的，这家酒店您是怎么得到的。”

　　老板娘皱起了眉头，但坦然说道：“这件事很简单。我父亲是铁匠，汉斯——我现在的丈夫，一个富裕农民家的马夫，常来找我父亲。当初是在与克拉姆最后一次相会之后，我伤心极了，我本来不可以这样的，因为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不可以再去见克拉姆，这正是克拉姆的决定嘛，所以是顺理成章的，仅仅是原因不清楚罢了，我可以研究原因，我就是不可以伤心的嘛，唔，可是我当时却伤心，干不了活了，整天坐在我们的屋前小花园里。汉斯看见我在那儿，有时坐到我身边，我不向他诉说，但是他知道事情的原委，因为他是一个善良的小伙子，所以他就陪着我一起哭。死了妻子所以只好歇手不干的当时的酒店老板，他也已经是个老头儿了，有一次从我们的小花园旁边走过并看见我们坐在那儿，他便站住，毫不犹豫地主动提出要把酒店租给我们，由于他信任我们所以就不要我们预先付什么钱，而且把租金定得很低。我不想拖累我的父亲，别的什么事我都无所谓，因此想到这家酒店，想到这新的，也许可以带来一点儿忘却的工作，我就嫁给了汉斯。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沉寂了片刻，然后K．说道：“酒店老板的行为倒是很仗义，但不慎重，要不他有什么特殊的理由信任你们俩?”

　　“他很了解汉斯，”老板娘说，“他是汉斯的舅舅。”

　　“那就对啦，”K．说，“汉斯的家人显然很在乎和您攀这门亲啦?”

　　“也许吧，”老板娘说，“我不知道，我从不过问这件事。”

　　“可是情况一定是这样的，”K．说，“如果人家愿意作出这样的牺牲，不要任何担保就把酒店断然交到您手中的话。”

　　“后来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不慎重，”老板娘说，“我投身工作，我身强力壮，我是铁匠的女儿，我不需要女仆，不需要帮工，我什么活都干，店堂里，厨房里，马厩里，院子里，全是我一个人。我饭菜做得好，甚至把贵宾酒家的客人都给拉过来了，您还没在中午到酒店里来过，您没见过我们的吃午饭的主顾，那时客人更多，后来许多人渐渐不来了。

　　结果就是，我们不仅能按时缴纳租金，而且几年后买下了整座酒店，今天我们几乎一点债也不欠。不过另一个结果就是，我把身体搞垮了，得了心脏病，如今成了一个老太婆。您也许以为我比汉斯年纪大得多，其实他只比我小两三岁，不过他永远不会见老，因为干他那种工作——抽抽烟斗，听客人聊聊天，然后磕磕烟斗，有时拿拿啤酒——干这种工作人不会见老。”

　　“您的业绩值得钦佩，”K．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刚才谈到您结婚以前的那个时期，那时汉斯家里的人情愿牺牲钱财，或者至少冒像把酒店白白送人这样大的风险，催着你们结婚，而且他们这样做时不抱任何别的希望，只指望着人们还根本不了解的您的工作能力和人们一定已经有所了解的汉斯没有的工作能力，这种情况在当时一定相当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