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村长在脸上带出一丝嘲讽而又感激的笑意说，“这些办事机构也是最最重要的。至于布伦斯维克，如果我们能把他逐出村子，我们几乎全都会感到高兴，拉泽曼也不亚于我们。但是布伦斯维克当时有几分影响力，他虽然不是演说家，但会大喊大叫，有些人也居然信这一套。所以我就被迫向村委会陈述这件事，这可以说是布伦斯维克暂时取得的唯一成果吧，因为村委会大多数成员当然不想聘用土地丈量员。这也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但是在整个这段时间里这件事一直没有平息，部分由于索尔蒂尼的认真，他试图通过周密细致的调查既摸清多数派的也摸清反对派的动机，部分由于布伦斯维克的愚蠢和野心，他同当局有各种私人关系，他用不断翻新的异想天开的招数动用这些关系。然而索尔蒂尼却不受布伦斯维克的蒙蔽——布伦斯维克怎么蒙蔽得了索尔蒂尼呢?——可是正是为了不受蒙蔽，就需要进行新的调查，还在调查结束之前，布伦斯维克就已经又想出一些新花招来，他很灵活呀，这正是他的愚蠢的一面。现在我来谈谈我们官方机构的一个特别的特征。它符合其准确性也极其敏感。如果一件事情已经考虑了很久，那么即使考虑还没有完结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在一个事先无法预见、事后也再也无法找到的地方会突然闪电般冒出来一个解决办法，它虽说往往很正确地，但仍然是专断地了结这件事。那情形就好像是官方机构再也受不了这绷紧的弦，受不了这种由一件也许本身微不足道的事情造成的长年累月的刺激，从而自发地不等公职人员协办就作出了决定。当然没有出现什么奇迹，一定是某公职人员写下了处理意见，或者作出了一个未成文的决定，但无论如何至少从我们出发，从这里出发，甚至从公职机关出发都无法确定，哪个公职人员在这件事情上作出了决定以及由于什么原因。监督机关在很久以后才查明这一点，可是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况且几乎再也不会有什么人对这还感兴趣了。如上所述，正是这些决定往往都很好，它们只有一点不足，这就是人们如同事情通常都会造成这种后果的那样，太晚才得知这些决定，所以在这期间还一直在商谈早已决定了的事情。我不知道在您这件事上是否有一个这样的决定——有些情况说明有，有些情况说明没有——但是假如有过这样的事，那么聘书就已经寄给您，您就已经长途跋涉来到此地，许多时间就会消逝，在这期间索尔蒂尼还一直会在这儿为同一件事情忙得精疲力竭，布伦斯维克会施展阴谋诡计，而我则会受到两个人的折磨。这一可能性只是我的揣测，但是我确切地知道下面的事：一个监督机关在这期间发现，许多年以前部门A曾就一个土地丈量员事宜向村里提出过询问，迄今一直未曾得到答复。人们又一次向我询问，如今整个事情自然弄清楚了，部门A满足于我的不需要土地丈量员的答复，而索尔蒂尼则不得不认识到，他并不主管这件事情，做了这么多无用的、大伤脑筋的工作，责任当然不在他。

　　如果不是新的工作一如既往地从四面八方涌来，如果不是您的事情确实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人们几乎可以说小事情中最小者——那么我们大家也许都会松一口气了，我甚至认为索尔蒂尼本人也会松一口气，只有布伦斯维克恼怒，但是这只是显得可笑而已。现如今，土地丈量员先生，您想想我有多失望呀，现在，在成功了结整个儿这件事情之后——打这以来也已经又过了许多时间了——您突然出现，看样子这件事情似乎又要从头开始了。现在我打定主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绝不让这件事发生，这一点想来您能理解吧?”

　　“能理解，”K．说，“但是我更理解，这里有人在糟践我，也许甚至在糟践法律。我会为维护我的人格进行抗争的。”

　　“您想怎么干?”村长问。

　　“这个我不能泄露。”K．说。

　　“我不勉强，”村长说，“只是我请您考虑这一点：我是您的——我不想说一个朋友，因为我们完全是陌生人——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一个公务朋友吧。我只是不同意把您当作土地丈量员，除此以外您完全可以信赖我，有事随时可以找我，当然要在我的权限之内，我的权限是不大的。”

　　“您总是谈到，”K．说，“应该把我当作土地丈量员录用，但是我已经被录用了呀，这里是克拉姆的信。”

　　“克拉姆的信，”村长说，“这信很宝贵，它令人敬畏，因为有克拉姆的签名，这签名看来是真的，可是其他方面——我可不敢独自一人对此发表意见。米齐！”他叫道，接着说：“你们在干什么呀?”

　　好久没被人注意的助手和米齐显然没找到那份要找的文件，然后就想把所有的东西再装回到柜子里去，但是因为文件又多又乱而没能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