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快要到阿堪萨斯州的拿破仑港了。所以我开始寻思自己到那儿要完成的使命；此时正值中午，阳光炫目，烈日当头。这种天气有点不妙——至少，算不上最好；我要完成的绝不是那种适宜于正午进行的任务。我越思量这件事，它就越让我坐立难安——一会儿以这种形式，一会儿又以另一种方式思索。最后，这个问题逐渐有点眉目了：在白天去做这件事绝非明智之举，因为那样做你就迫不得已要牺牲许多放到夜晚来做时所拥有的从容和惬意，同时在夜晚还可以避人耳目。所以，所有的思虑都迎刃而解。清晰明白的问题和直白易见的答案是使人们从焦虑中解脱出来的最佳捷径。

我把我的同伴们都召集到我的轮船包厢里，然后对他们说：“我非常抱歉将给大家增添不少的麻烦和失望，可是经过慎重考虑，目前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我们马上背上行李在拿破仑港上岸。”这个主意立即遭到强烈反对；他们的措辞相当强硬。他们主要的反对意见不外乎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提出的问题，他们一开始就叫道：“可是你当初决定了并答应得好好的要一直呆在这艘船上的呀。”反正不出诸如此类的怨言；好像一旦你开始曾作出过某个不明智的决定，这个决定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导致第二个不策略的决定似的。我试图用各种措施去说服他们，最后还是向他们摆事实讲道理这一招灵。在说服他们在拿破仑港下船喜获成功后，我大受鼓舞趁势一鼓作气试图让他们明白，这桩可恶的差事并不是由于我的过错所引起的，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局外人，目前它找上我不过是我命不好恰恰撞上它而已——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事情要从去年年底说起，那时我在巴伐利亚的慕尼黑盘桓了数月。那整个十一月，我都是靠领取弗洛莱因·达哈尔维纳公司的退休金为生的；可是我工作的地方距离我的住处有一英里路程，我暂时客居在一个靠收取房屋租金维持生活的寡妇家里。每天早晨，她和她的两个小孩子总要顺便进来拜访我一下给我讲会儿德语——是我请求他们这样做的。一天，我在城里闲逛，我顺便参观了一家临终收容所，这是市里仅有的两家临终收留机构之一，在这里政府派人保存和看管那些行将就木的人以待医生前来最终确定他们是否永远死去，而不是处在暂时的昏死状态。那里阴森恐怖，四周显得鸦雀无声，空空荡荡。那里安静地停放着三十六具成年人的尸首，它们四肢摊开呈仰卧状躺在稍稍倾斜的木板上，排成三排——他们个个脸色苍白如蜡，僵硬而木无表情，身上裹着雪白的尸布。这间停尸房的四周都有一间深凹进去的小房间，每个小房间里都躺着几个大理石雕像般的小孩子，它们的其它部位几乎完全被掩埋在鲜花堆里了，只能看见它们的小脸和握在一起的小手儿。这五十具僵尸，不管大人还是小孩，每个的手指上都戴着一枚戒指。每枚戒指上都系着一根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一根绷得紧紧的线，这根线直通停尸房看管人员的值班室的一只铃铛，在这里，不管白天还是夜晚，始终有一位守尸人时刻保持高度警觉，随时准备去援救那些苍白 、从死亡之中苏醒过来的，重新具有活动能力的同胞们——即便是极其微弱的动作都会扯动那根细线，摇响那只令人毛骨悚然的铃子。我开始设想，假定我是一位停尸房看守，在一个狂风呼啸、雷雨交加的夜晚，独自一人在这种偏僻荒凉令人提心吊胆的看守所里正打着盹，突然听到那恐怖的铃声的呼唤，定会吓得四肢瘫软，灵魂出窍!因此我向看守人询问了他们这方面的感受；问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如果守尸人吓死了，是否这些储存的尸首会从停尸房里走过来尽己所能令守尸人在弥留之际感觉好受一点呢？但是，因为我不合时宜地妄图在这么个庄严肃穆令人悲痛的场所向他们灌输自己悠闲虚浮的好奇心，我遭到他们的严厉斥责；然后我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那里。

第二天早晨，我正向自己的女房东叙述着昨天的经历，她大声惊呼起来：

“跟我走!我有个房客也许可以告诉你所有你想知道的事情。他在那个尸首收容站当夜班看守员。”

他是一个活人，可看起来没有一丝活气。他那时正躺在床上，把头高高地枕在枕头上；他的脸显得疲惫而灰白，深陷的眼窝里眼睛紧闭；他垂在胸口上的手像鸡爪子，骨节突出，手指纤长。房东太太开始把我介绍给他。这个男人这才缓缓睁开双目，从他的两个眼窟窿里闪出一丝怀疑惊惧，令人不快的光芒；他狠皱了一下他的黑眉毛，他抬起他瘦骨嶙峋的手向我们专横地挥了几挥示意我们出去。但是房东执意留在那儿，直到她向他道出我是一名陌生人，一个美国佬的事实时，这个人的脸色突然有所转变，开始显得开朗起来，甚至说变得激动起来也未为不可——接着的一段时间，我和他单独地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