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个国家图存之道，并不有赖于深刻程度与创造能力，因为世界上大有浅薄摹仿的人，也都过着满意的生活。我所谈的，是文化的豪奢方面。在艺术上日本的事物都是俏秀，但是少有美丽的。日本人了解精粹的意思，一种隔离起来的精粹，并且他们比任何国家都更明Ｋ跸竦拿溃以及一切细小事物的美。但是我仍希望他们有深奥伟壮的艺术。我以为日本人的一切事物，好像他们的那种木头造成的房子，大都是一样的素朴而不华。

“合理精神”这个名词，可以总括这些差别吗，也许可以。日本人好战的精神，日本人意志的坚决，日本人对天皇狂热的效忠，以及日本高度发展的国家主义，全都表现他们缺少合理的精神。一个合理的人不会尚武；一个合理的人不会坚决；一个合理的人不会狂热。

中国人过于讲求合理，所以不喜尚武，不愿坚决，不趋狂热；并且也不能成为十足完全的人。中国每有党争，最后解决的办法是说“这个不近情理”，某党一经自认不近情理，就已经算是失败的了。

中国人因为有这种合理的精神，所以结果不偏重仪式，中国人对女人和君王的态度，也因之未趋极端。有人说中国人待人接物是很重仪式的，其实这个观念是错的。这是因为外国人看到中国的言词多有客套，妄以为中国人偏重仪式。其实这些客套，只不过是客套而已，中国人听了并不觉奇异。

事实上在我所知道的国家之中，中国人的举止最为随便；最随便的原故，是因为他们最为乐观。他们看到日本人喝茶的礼式，觉得有点奇怪。在新式女子师范学校里面，日本女子现在仍然练习如何鞠躬。你试去教中国女子学鞠躬，那是不可想象的事。

中国女子的地位虽低，但是当他们看到日本男人带着歌女回家，还要妻子殷勤招待，他们至少认为那是不近情理的事。中国女子称呼男子的时候，不像日本女子要用一种自卑的名词，那种习惯在日本母亲称呼儿子的时候也一样的。

于是孔道所倡的女卑于男，常人卑于贵族，以及民卑于君，在日本盛行的程度是中国从来没有的。在中国人看来，日本崇敬天皇简直无异于发狂，这种疯狂无疑的增加了日本的民族力量，但是日本人之所以如此疯狂，是因为他们不曾用脑筋仔细思想的原故。更何况日本独崇尚中国所未有的武士道精神。因其如此，中国就在君主政制时代，也是一样保有民主的精神。

使人惊异的，日本虽有二千年变迁的历史，但仍能保持一贯不断的皇代（其间中国曾有二十余个不同的朝代）。就在封建战争的波澜时期，像一三三六年至一三九二年，一四六七年至一五八三年，当天皇的权力不复存在的时候，皇室的直系嫡统与皇位仍能保持完整不变。这因为日本的君王具有一种半属神灵的特征，在中国是从未有过的事。中国人过于近乎情理，所以不能承认那种特征，同时按中国历史家的定论，皇帝的龙位是上天所赐，如果他统治不当，就是弃置了天赐的那种权利。这在日本一定要被认为“危险的思想”。

有一次一个日本大学的政治教授，因为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说“天皇是国家的一个机构，而不是国家的本身”，因此遂引起了一次内阁政变。那个教授最后不得已只得纠正他的言论。但像他这样的想法，中国人是全不以为奇的。

这就是日本民族连合紧密的原因。以国家单位来说，日本人较有组织训练是毫无问题的。你试把团结纪律的好处，讲给一个中国人听，他会用长袖掩口而笑。

一个理性的个人主义者，是不能变为一个良好的国民。照现在世界的构成，各国冲突深刻，与其集合只讲情理的人为一国，倒不如多有此十足完美的人，和上上等的爱国者。中国人将来也许会改进到那个程度，要是他们如此做去的时候，一定觉得不幸生于此世，只得屈身而下的去应付。你如果想使中国人明了国家伟大之美，必须苦口婆心的去劝他。你可以告诉他们去看军队或舰队的检阅，但是你所能作的，也就止于此了。有一队军舰可看，这个倒很有意思。

因此日本成为一个好战的法西斯国家，是最合适不过的事，行动像机器。而中国不适于成为同样的国家。问题是中国人的个人思想太浓厚，要把深思熟虑的人组成一个法西斯国家，使他们严守纪律地行走鹅步，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人类行走鹅步，那是毫无意义的。

我想日本的思想统制是多余的，因为日本人所想的反正都是同出一辙。

这就表明我所谓中国人的合理精神、远大眼光、民主政制和喜爱和平的意思何在。中国人虽曾推翻了他们最后的君主朝代，但是日本的朝代似乎将与世长存。从太阳女神之时起，她至少在理论上延续了将近二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