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保尔又把目光转向冬妮亚，干巴巴地、一字一句地说：

“这位女士，拿起铲子，站到队伍里去，别学这头胖水牛的样，请原谅我的粗鲁，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什么人。”

保尔盯着冬妮亚的那双毛皮雪靴冷冷一笑，又补充说：

“我劝你还是铲铲雪，拿着车票上车。别打算留在这儿，前两天土匪还光顾过呢。”

他转过身拖着啪嗒啪嗒的套鞋，回到同志们那儿去了。

最后几句话显然对工程师起了作用。

冬妮亚说服丈夫留下来铲雪了。

晚上收工以后，大家向车站走去。冬妮亚的丈夫跑在最前面，他急着去列车上抢占位子。冬妮亚停了下来，让工人们走过去。走在最后的是拄着铁铲、疲惫不堪的保尔·柯察金。

“保尔，你好。说实话，我没想到你会弄成这个样子。难道你在政府里面就找不到一个比挖土体面一些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上了政委，或者跟政委差不多的官呢。你怎么搞得这么糟……”冬妮亚和他并排走着说。她并不知道，是保尔主动申请调到这样艰苦岗位上来的。

保尔站住了，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冬妮亚：

“我也没料到你会变得这么……酸臭。”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温和的恰当词汇。

冬妮亚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保尔将铲子往肩上一扛，迈开大步走了。走了几步，他又说道：

“说句难听的话，我的粗鲁比起您的彬彬有礼要强得多。我的生活没什么可担心的，一切正常。而您的生活倒是变得比我预料得更加糟糕了。两年前，你还好一些，那时，你还敢和一个工人握手。可现在呢？你浑身散发出一种樟脑球的怪味。说良心话，你我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

日夜盼望的木柴已经近在咫尺，但是工程进度却缓慢得令人心烦，而伤寒病每天都要夺走几十个宝贵的劳力。

保尔·柯察金像喝醉了似的双腿打颤，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发烧已经有好几天了，可今天比往常烧得更高。

使筑路队丧失许多劳力的肠伤寒也悄悄地向保尔袭来。他以强壮的身体抵抗着，一连五天，他都挣扎着从铺着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和大家一起去上工。他穿着厚实的短皮大衣，冻坏的双脚上套着托人捎来的毡靴，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他每走一步，都感到有东西猛刺胸口，疼痛难忍，浑身发冷，牙齿打颤，两眼昏黑，树木都跟旋转木马似的，围着他转悠。

他勉强挪到车站。异常的喧哗声使他大吃一惊。仔细一看，那儿停着一列和车站一样长的平板车，上面载有列车头、铁轨和枕木。许多随车同来的人正在卸车。保尔又走了几步，终于失去了平衡。他迷迷糊糊感到自己倒了下来，头软软地摔在地上。滚烫的面颊贴在冰凉的雪上，舒服极了。

几个小时以后，才有人发现了他。他被抬进棚子里，呼吸困难，已认不清周围的人了。从装甲列车上请来的一位军医诊断说：“肠伤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四十一度五。”

保尔·柯察金所在的小队把人事不省的保尔送进了水泄不通的车厢。车上的人担心斑疹伤寒传染，拼命抗拒，不让他们上车，并且威胁说，在路上要把伤寒病人扔下去。

一个队员对那些阻拦者晃动着手枪，大声喊道：

“这个病人不传染！他非走不可，否则，我们就把你们统统赶下来！你们给我听好，要是有人敢动他一根毫毛，我马上通知沿线车站把你们全部赶下车，关到牢里。”

列车开走了。

在一个列车枢纽站上，人们从一列客车的车厢里抬出一具青年的尸体，死者长着亚麻色头发，尸体被放在站台上。他是谁？死因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当他们证实了这个小伙子的确已死亡，才吩咐将尸体抬到停尸房。

柯察金死亡的电报发到了省委。丽达得到柯察金死亡的消息，她拿起笔写了工作调动的申请，不想再留在这个伤心地。她没有想到自己会失声痛哭，因为一直以来她觉得眼泪是意志力薄弱的表现，保尔的死亡给她带来了刻骨铭心的痛楚。

城里的严寒已被战胜，可是却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